上官福贵这头“犟驴”，自从在水渠边把赵老蔫撂进泥水里之后，算是彻底把这上官村的一潭死水给搅浑了。他那身蛮力，不再仅仅挥洒在“鬼见愁”的荒地上，更像是一柄刚刚开刃、带着豁口的杀猪刀，开始在村里那些看不见的筋肉筋膜间试探、切割。
起因是公社下来的一纸摊派通知。今年收成不算顶好，可上面要的“爱国粮”、“水利集资款”、“民兵训练费”却比往年又多了一成。通知传到上官村，像一块臭肉扔进了绿头苍蝇堆里，嗡嗡营营的议论声在村子上空盘旋了几天，最终都化作了沉默的忍耐。多交就多交吧，祖祖辈辈不都这么过来的？胳膊还能拧得过大腿？
但这沉默里，偏偏就站出了一个不和谐的硬骨头——上官福贵。
他捏着那张由村会计用毛笔歪歪扭扭抄录、盖着大队红戳的通知，蹲在自家门槛上，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那上面罗列的名目，他有些懂，有些不懂，但最后那个刺眼的数字，他懂。那意味着他刚从“鬼见愁”地里刨出来的、还没捂热乎的几担粮食，又得填进去大半，他那三间大瓦房的梦想，眼看着又得往后推，推到那望不到边的地头上去。
“凭啥？”他把那张纸揉成一团，狠狠攥在手心，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老天爷不给饭吃，他们倒比老天爷还狠！”
王秀娟正在灶台边和面，准备蒸一锅窝头，听到他这话，手一抖，面粉簌簌地落下来。她这些日子，愈发沉默了，像一片被晒蔫了的叶子，只有在夜深人静抚摸那卷藏在箱底的绿头巾布料时，眼里才会闪过一丝微弱的光。此刻，她怯怯地开口：“他爹……少说两句吧，都是这么交的……别惹事……”
“惹事？”上官福贵猛地站起身，把那团纸砸在地上，“老子凭力气吃饭，交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可这多出来的是啥？是喝人血！老子不交！”
他的声音很大，像一口破钟，撞破了上官村午后沉闷的空气。隔壁院子里的孙老六探出半个脑袋，又飞快地缩了回去。
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支书钱满囤的耳朵里。钱满囤，五十来岁，身材干瘦，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严严实实。他有一双鹰隼般的眼睛，看人的时候喜欢眯着，仿佛在掂量对方的分量。他能在上官村稳坐这么多年，靠的不是力气，是心思，是手腕，是那张能把死人说话、活人说死的嘴，以及背后那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赵老蔫那次吃了亏，早就憋着坏，此刻正凑在钱满囤身边，添油加醋：“姐夫，您听听！这上官福贵是要反天啊！连公社的通知都敢不放在眼里！我看他就是仗着有把子力气，不把您，不把组织放在眼里！这要是不治治，以后咱上官村，谁还听招呼？”
钱满囤没说话，只是慢条斯理地卷着一支旱烟，火柴“刺啦”一声点燃，青色的烟雾缭绕着他那张看不出喜怒的脸。他眯着眼，透过烟雾，仿佛能看到上官福贵那副梗着脖子的犟驴模样。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太阳像个巨大的、即将燃尽的煤球，把西天烧得一片血红。村中央那间破败的祠堂，许久没这么热闹过了。钱满囤让会计敲响了挂在老槐树下的半截铁轨，咣咣咣的声音传遍全村，这是要开大会的信号。
村民们三三两两地聚拢过来，男人们蹲在墙根吧嗒着旱烟，女人们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祠堂里光线昏暗，只有几盏煤油灯跳动着昏黄的火苗，把一张张饱经风霜、表情各异的脸映得明暗不定。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一种陈年灰尘的味道。
上官福贵来得晚，他故意磨蹭着，等人都到得差不多了，才扛着他那标志性的开山镐，咚、咚、咚地走了进来，把镐头往地上一杵，双手拄着镐把，像尊门神似的立在祠堂门口，挡住了大半光线。他那高大的身影在摇曳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具有压迫感。
王秀娟跟在他身后，像只受惊的鹌鹑，低着头，寻了个最不显眼的角落缩着，手里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心跳得厉害。她总觉得今晚要出事。
钱满囤坐在祠堂正前方一张破旧的八仙桌后面，慢悠悠地喝着一杯酽茶。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惯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他先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又从农业学大寨讲到公社的最新指示，云山雾罩，绕了一大圈，最后才落到摊派的问题上。
“……乡亲们哪，咱们要体谅国家的难处，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多交一点粮，多出一点钱，是为了咱们将来更好的日子！这是光荣的任务！”他顿了顿，目光像刷子一样扫过全场，最后停留在门口那个黑塔般的身影上，“我相信，咱们上官村的社员，觉悟都是高的，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人群里一片寂静，只有煤油灯芯燃烧时发出的噼啪轻响。
就在这时，上官福贵那粗嘎嘎的声音，像块石头砸进了死水潭：
“钱支书，俺有个事不明白！”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钱满囤眼皮都没抬，吹了吹茶杯里的浮沫：“福贵啊，有啥不明白的，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