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的春天，城郊老街的泡桐树开得正盛，淡紫色的花串垂下来，风一吹就簌簌落，铺在青石板路上，像撒了层碎紫绒。阿美的“青丝发廊”就开在老街中段，木质招牌是李姐帮着找木匠做的，“青丝”两个字用墨汁写的，笔画里还带着点颤——是阿美自己写的，她没读过多少书，字却练得周正，像她现在剪头发的手艺，稳当，不花哨。
发廊不大，也就十二三平米，墙是刷的米白色，有点泛黄，是去年雨季洇的。靠墙摆着两张旧理发椅，是李姐淘汰下来的，人造革的扶手磨出了浅褐色的印子，却被阿美擦得发亮。中间一张玻璃柜台，里面摆着飘柔、蜂花，还有几盒老式发蜡，瓶瓶罐罐摆得整整齐齐。墙上没挂抽象画，贴了几张泛黄的旧照片：一张是青瓦镇的老槐树，是阿美去年回去拍的；一张是李姐的全家福；还有一张，是阿美十七岁时的齐耳短发照，照片边缘卷了角，是从当年的账本里翻出来的。
阿美坐在柜台后，正择着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菠菜。她穿了件浅灰色的棉麻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细瘦却结实的小臂——常年握剪刀的缘故，指关节有点粗，却很灵活。头发是齐肩的黑，没烫没染，垂在肩上，像两缕黑绸。脸上没涂口红，只擦了点润肤霜，皮肤是健康的米黄色，比在“金剪子”时看着舒展多了，眼角的细纹也淡了些，像被春风吹软的褶皱。
“阿美，剪个头发。”
门口的布帘被掀开，带着股外面的春风和泡桐花香。阿美抬头，看见老周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个帆布包，包上印着“红星中学”的字样——他是隔壁中学的语文老师，每周五下午都来，雷打不动。
老周五十岁出头，头发有点花白，总梳得整整齐齐。穿件藏青色的中山装，洗得有点发白，却熨得平平整整。他不怎么说话，每次来都坐在靠里的那张理发椅上，安安静静地等，像棵站在院子里的老槐树，稳当。
“周老师，坐。”阿美放下菠菜，擦了擦手，拿起围布。围布是新做的，蓝色的粗布，上面绣了朵小小的栀子花，是她闲时绣的，针脚有点歪，却透着股认真。
老周坐下，阿美给他围上围布，手指碰到他的肩膀，能感觉到布料下的骨头，有点硌手，却很结实。她拿起梳子，轻轻梳开老周的头发，花白的头发混着黑色，像掺了棉絮的线，梳的时候得轻，不然容易掉。
“周老师，这次还剪平头？”阿美问，声音很轻，像春风拂过泡桐花。
“嗯，短点，天热了。”老周点点头，眼睛看着镜子里的阿美，眼神很温和，像看自家的孩子。
剪刀“咔嚓咔嚓”响起来，碎头发落在围布上，像撒了把碎雪。发廊里很安静，只有剪刀声和外面的鸟鸣，偶尔有路过的邻居探进头来：“阿美，忙着呢？”阿美笑着应一声，手里的剪刀没停。不像在“金剪子”时，总有客人的闲聊声、音乐声，闹得慌，这里的安静，是让人心里踏实的静。
老周话少，却很细心。每次来，都会给阿美带点东西：春天带点自己种的香椿芽，夏天带个刚摘的西瓜，秋天带袋晒干的桂花，冬天带杯热乎的姜茶。阿美不收，他就说：“家里种的，吃不完，别浪费。”语气平淡，却透着股真诚，不像当年陈先生送的名牌包，带着算计的热；也不像摄影师的甜言蜜语，飘得像肥皂泡。
有次收工晚，阿美正搬着一箱洗发水往店里挪，箱子沉，她憋得脸通红，脚步都晃。老周正好路过，二话没说就接了过去，一只手就拎起来，脚步稳得很。他帮阿美把箱子搬到柜台后，又帮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下次搬不动，喊我一声，我家就在隔壁巷子。”
阿美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暖了一下，像喝了口热粥。她想起在“金剪子”时，陈先生送她回家，却从不会帮她搬东西；摄影师听她讲故事，却在第二天消失得无影无踪。老周的好，不是轰轰烈烈的，是细水长流的，像老街的青石板路，踩上去踏实。
入秋的一个晚上，阿美突然发起烧来，浑身发冷，盖着两床被子还打哆嗦。她想起来找退烧药，却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蜷缩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声，心里有点发慌——以前在大城市生病，都是自己扛，现在在老街，身边还是没人，她突然觉得有点孤单。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很轻，却很执着。阿美挣扎着起身，走到门口，透过猫眼一看，是老周。
她打开门，老周手里拎着个保温桶，还有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退烧药。“听邻居说你没开门，怕你出事，就过来看看。”他的声音有点急，眼神里带着担心，像家里的长辈。
老周把阿美扶到床上，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厉害”。他打开保温桶，里面是小米粥，还冒着热气，香得很。“先喝点粥，垫垫肚子再吃药。”他舀了一勺粥，吹了吹，递到阿美嘴边。
阿美张开口，粥的温度刚刚好，甜丝丝的，滑进胃里，像一股暖流，把身上的冷意驱散了不少。她看着老周的侧脸，灯光下，他的眼角有细纹，鬓角的白发很明显，却让人觉得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