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槎”带来的振奋尚未在心头沉淀，河东、河北乃至江南的告急奏报便如同一盆冰水，浇在了帝国中枢的几根支柱之上。朝堂的气氛，瞬间从对未来的畅想跌回了严峻的现实。
太极殿内，关于如何应对初现端倪的粮荒和流民问题的争论，迅速取代了海洋开拓的豪情，成为了新的焦点。这一次，分歧远比以往更加尖锐，因为它触及了帝国赖以生存的根基......农业。
户部尚书戴胄手持笏板，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甚至带着一丝悲愤：“陛下！诸公！河东、河北奏报，已有十七县出现饥民，百姓以糠秕、树皮为食，甚至鬻儿卖女！江南粮价半月内上涨三成，且有继续攀升之势！此绝非疥癣之疾，实乃心腹之患！《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民心不稳，则国本动摇！”
他猛地跪倒在地，声音哽咽：“臣恳请陛下，立刻下旨，减免受灾州县今岁赋税，开常平仓全力赈济！同时，严令各道州县，劝课农桑，限制工商过度征募劳力，抑平粮价！海贸拓张之事，纵有万般好处，亦当暂缓！一切需以安定民心、恢复农本为第一要务！”
戴胄的发言，代表了一大批传统官僚和地方守牧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暗中附和。就连一向支持开拓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此刻也眉头紧锁，沉默不语。他们深知，民以食为天，一旦发生大规模饥荒，引发民变，任何宏伟蓝图都将成为泡影。
然而，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
工部尚书段纶立刻出列反驳：“戴尚书岂可因噎废食！海贸乃陛下既定之国策，已投注巨万，岂能轻言暂缓？市舶司初显成效，商路刚通，信誉初立，若朝廷此时退缩，先前投入尽数东流，海外番邦如何看我大唐？且水师战舰建造、港口修缮皆已铺开，骤然停止，损失巨大，更将导致大量工匠、役夫失业，岂非加剧动荡？”
他的观点得到了部分与海贸利益攸关的官员，以及一些南方沿海州府官员（通过朝中代言人）的支持。
“段尚书所言，才是老成谋国之见！”一位出身江南士族的御史大夫朗声道，“江南之地，本就人稠地狭，如今借海贸之利，百姓多一谋生之路，官府多一税赋之源，物阜民丰，岂能一概斥为‘动摇农本’？粮价波动，乃商贾逐利所致，只需加强市舶司调控，严惩囤积居奇即可，岂能自断臂膀，重归困顿？”
朝堂之上，迅速分成了“重农稳本”与“促商开拓”两派，引经据典，争论不休。一方忧心民变，一方担忧前功尽弃和国家信誉受损。
就在争论趋于白热化之际，一个清冷而刚硬的声音再次响起，压过了嘈杂。
“陛下！诸公！”
众人望去，又是魏征。他面沉如水，目光扫过争论的双方，带着一种穿透表象的锐利。
“戴尚书忧国忧民，其心可嘉。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非根本之道！段尚书与诸位欲保海利，其情可原。然，无视民生疾苦，亦非长久之计！”
他向前一步，对着御座上的李渊，声音清晰而有力：“臣请问陛下，海贸之利，丰厚几何？其利归於何处？是尽入国库，还是肥了豪商巨贾？若是后者，则国虽得小利，而民受大害，此乃驱民弃本逐末，与杀鸡取卵何异？”
“臣再问，北战征发，江南工商，固然消耗民力，然各地常平仓、义仓储备如何？为何稍有动荡，便至无粮可赈？是仓储本就不足，还是管理不善，乃至……硕鼠横行？！”
魏征的话，如同匕首，一刀刀剖开了问题的核心，直指财政分配、社会财富流向以及吏治腐败等更深层的矛盾！朝堂之上，顿时安静了不少，许多官员面色变得不自然起来。
李渊高踞龙椅，面沉如水。他听着戴胄的焦虑、段纶的坚持、江南官员的辩解，最后是魏征那振聋发聩的质问。他明白，这已不仅仅是“先救饥民”还是“先保海贸”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调整帝国战略，使其既能翱翔九天，又不失立足大地的根本。
他缓缓起身，目光如炬，扫视全场。所有的争论瞬间平息，所有人都等待着皇帝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