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盎的归附，如同打通了帝国南下的任督二脉。岭南的稳定，不仅消除了后顾之忧，更使得那片浩瀚无垠、传说中富饶神秘的南海，真正向大唐敞开了怀抱。平壤的战事尘埃尚未完全落定，但帝国的决策中心，已随着李渊銮驾的回转，悄然将目光投向了更南方的蔚蓝。
长安，太极殿。此次朝议的气氛，相较于平壤时的杀伐决断，多了几分开拓与经营的炽热。
户部尚书戴胄手持玉笏，情绪激动，不再是往日哭穷的模样，而是带着发现宝藏般的兴奋：“陛下！岭南初定，冯盎归心，然其地贫瘠，久驻大军恐成负担。然臣近日查阅前朝典籍，并询及往来海商，得知南海诸蕃，物产之丰，远超想象！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盛产胡椒、丁香、豆蔻等香料，价比黄金！林邑（占城）稻米一年三熟，且有一种‘占城稻’，耐旱早熟，若引入我朝，可活民无数！更有象牙、犀角、珍珠、玳瑁、珊瑚、龙脑、樟脑……无数奇珍异宝！若能畅通海路，与之贸易，其利岂止百万？足以供养岭南驻军，充盈国库，惠及天下！”
他的话语，仿佛在群臣面前展开了一幅璀璨的财富画卷，引得许多人呼吸都急促起来。就连一向沉稳的房玄龄、杜如晦，眼中也闪过精光。
然而，利益所在，争议随之而来。
工部尚书段纶（其妻为高祖女高密公主，属宗室利益代表）却提出疑虑：“开发南洋，其利虽厚，然风险亦巨。海路迢迢，风涛险恶，海盗猖獗。且诸蕃蛮夷，言语不通，习俗各异，性情难测。前朝虽曾遣使，然终未能持久。若投入巨资建造海船，组织船队，最终血本无归，或葬身鱼腹，岂非得不偿失？”
他的担忧代表了保守派和部分既得利益者，他们更倾向于稳妥的内向型经济。
“段尚书所言，并非虚言。”温彦博接口道，“然今时不同往日。我有符文战舰震慑海疆，寻常海盗岂敢觊觎？且陛下天威远播，诸蕃岂敢不敬？关键在于，此事由谁来主导？若由朝廷一手包办，恐效率低下，损耗颇巨。臣以为，或可效仿汉之丝绸之路，官督商办。朝廷制定规则，提供保护，发放‘市舶司’牌照，允民间海商组建船队，前往贸易，朝廷则抽取关税。如此，朝廷坐收其利，而风险则由商人分担。”
温彦博的策略，试图将国家资本与民间活力结合。
“不可！”立刻有御史反对，“如此大利，岂能尽付与商贾逐利？届时豪商巨贾凭借海贸富可敌国，必生祸乱！且与外蕃交涉，事关国体，岂容商贾私下往来？臣以为，当由朝廷设立‘南海都护府’，直接经营，派遣官兵护送官船队，如此方能彰显天朝威严，利权亦不致旁落！”
“御史此言差矣！”一位与江南海商关系密切的户部侍郎反驳，“民间海商经验丰富，熟悉海路蕃情，其灵活高效，岂是官府可比？若事事官营，必生腐败僵化之弊！官督商办，方能调动各方积极性！”
朝堂之上，迅速分成了“官营”与“商办”两派，争论的焦点在于开发模式和国家控制的力度。
李渊静听良久，目光扫过一直沉默的刘仁轨（已奉诏从熊津回长安述职受赏）和魏征。
“刘卿，你久在沿海，又经略熊津，于海贸之事，有何见解？”
刘仁轨出列，沉稳答道：“陛下，诸位大人。海贸之利，确如戴尚书所言，巨大无比。然其风险，亦非虚言。臣在熊津，曾接见多名海商，知其航行之艰，非仅有风涛之险，更需熟知季风、洋流、暗礁，懂得与各异族打交道，甚至需武装自卫。此事，绝非仅凭朝廷一纸命令或投入钱粮便可成功。臣以为，温侍郎‘官督商办’之策，较为可行。然，‘督’需有力，‘办’需有方。”
他顿了顿，继续道：“臣建议，于广州、交州（越南河内）、泉州三地，设立‘市舶司’，由朝廷派遣干员总领。其职责并非直接经营船队，而是：
一，制定贸易律法，颁发特许牌照（‘公凭’），规范海商行为；
二，修筑港口，设立仓库，提供补给维修；
三，派遣水师巡逻主要航线，清剿海盗，保护商船；
四，征收关税、舶税，管理进出口货物；
五，接待蕃商，处理外交纠纷。
至于组建船队、具体贸易事宜，则放手由取得牌照的海商自行筹措，盈亏自负。如此，朝廷掌控大局与税源，而具体经营之风险与活力，则交由民间。”
刘仁轨的建议，清晰界定了官商角色，既保证了国家利益和控制力，又利用了民间资本的效率和冒险精神。
魏征随即补充：“陛下，刘将军之策甚善。然臣以为，开发南洋，非独为求财货，更应为‘布王化于殊俗’。当随船队派遣国子监生、太医署医师、司农寺匠人，传播中原文化、医术、农技。亦可令鸿胪寺于各市舶司设‘蕃坊’，妥善安置来朝蕃商，许其信仰自由，使其沐化天朝恩德，自愿归心。如此，方为万世之策。”
魏征将经济行为提升到了文化输出和国家战略的高度。
李渊听完，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这几人的策略，相互补充，已然勾勒出了开发南洋的完整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