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翠接过纸，笑着点头：“当然能！只要是柳七郎的词，俺都爱唱！”
赵烈看着这一幕，突然想起五代时的花间派词人韦庄。韦庄曾写过“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可他写这首词时，正避乱在江南，心里满是对故土的思念，词里的“好”不过是自我安慰；而柳永写江南，是亲眼见过钱塘的繁华，是真心赞美，词里的“好”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柳永的词，胜在‘真’。”赵烈对赵仲说，“五代的词，多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柳永的词，是‘因事填词’，有啥说啥，所以才有人爱听。”
傍晚时分，赵烈和赵仲准备离开醉仙楼。刚走到楼下，就看到一群歌女围着一个身材消瘦、穿着青布长衫的男子，七嘴八舌地请他填词。那男子手里拿着一支笔，笑着对歌女们说：“别急，一个个来，今日俺多填几首，让你们都有新词唱！”
“那就是柳七郎！”王六郎指着那男子，小声对赵烈说。
赵烈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柳永。只见他虽面带倦色，却眼神明亮，手里的笔不停挥动，很快就填好了一首新词，递给身边的歌女。歌女接过词，喜滋滋地念了起来：“昨夜里，饮过量，沉醉不知归路。”词句简单直白，却满是生活气息，周围的客人听了，纷纷叫好。
“祖父，咱们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赵仲问道。
赵烈摇摇头：“不用了。咱们是过客，他是词人，能听着他的词，看着他能安心填词，就够了。”他想起后晋天福年间，在幽州见到的一个老词人，那老词人因写了一句“契丹胡虏，侵占中原”，被契丹兵打断了手，再也不能填词；而如今的柳永，能在汴梁的酒楼里自由填词，能让歌女们传唱他的词，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离开醉仙楼时，夜色已深。汴梁的街道上挂满了灯笼，像一条火龙，照亮了整个朱雀大街。赵烈坐在马车上，手里捧着抄录的柳永词，耳边还回荡着小翠的歌声，心里满是感慨。他想起年轻时在河东军的岁月，想起柴荣北伐时的壮志，想起杨业战死时的悲壮，再看看眼前的汴梁繁华，看看柳永词里的人间烟火，突然觉得，大宋虽有“重文轻武”的隐患，虽未收复燕云，却也给了文人一个安稳的创作环境，给了百姓一个能听歌填词的太平日子，这已是五代帝王从未实现的事。
回到住处后，赵烈挑灯夜战，将今日的见闻详细记录在《五代秘史·宋初篇》中，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真宗天禧二年，汴梁词风鼎盛，柳永为代表，其词‘俗’而‘真’，写市井离别、江南繁华、落第愁思，皆入人心，故‘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此非柳永一人之功，乃宋初和平稳定、市井繁荣之果——五代战乱，文人颠沛，词多艳俗空泛，如花间派之‘画堂香暖’，离百姓远矣；宋初治世，文人安居，词始有‘烟火气’，柳永之《雨霖铃》写离别，《望海潮》写繁华，《鹤冲天》写失意，皆源于生活，故能动人。除柳永外，晏殊之《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欧阳修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亦各有风味，或清丽、或婉约，共同铸就宋词之鼎盛。此盛况亦赖技术之助——活字印刷使词得以快速传播，酒楼瓦子为词提供传唱场所，交子流通促市井繁荣，三者相得，方有宋词之兴。然词之价值，非仅在‘唱’，更在‘记’——它记宋初之太平，记百姓之生计，记文人之情怀，如五代之史虽乱，却有诗词为证；宋初之治虽盛，亦需诗词为传。赵烈亲历五代，见宋词之兴，叹曰：‘乱世藏典籍，治世出华章，信哉！’”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抄录的柳永词放在一起。窗外的灯笼渐渐稀疏，汴梁的夜已深，却仍有零星的歌声从远处传来，唱的正是柳永的《雨霖铃》，那婉转的嗓音，像在为这个太平的时代吟唱。他想起白天在醉仙楼见到的柳永，想起那些跟着歌声哼唱的客人，想起王六郎脸上的笑容，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从五代的战火中走来，能见证这样的文学盛事，能记录这样的太平日子，已是无憾。
赵仲走进书房，手里拿着一张刚抄好的《望海潮》：“祖父，俺抄了柳七郎的《望海潮》，准备寄给在杭州的苏二郎（苏老栓之子），让他也看看江南的好！”
赵烈笑着点头：“好！让他看看，柳永的词不仅能唱，还能让更多人知道江南的繁华，知道大宋的太平。”他顿了顿，语气变得郑重，“你也要多读读柳词，不是学他的‘狂’，是学他的‘真’——不管是做人、做事，还是写文章，都要讲真话、写真情，别像五代时的文人那样，只会说些虚话、空话。”
赵仲用力点头，将《望海潮》仔细折好，放进信封里。窗外的月光洒在书桌上，照亮了“宋词鼎盛”四个字，也照亮了一个老人对文学传承的期盼。
此时的醉仙楼里，柳永仍在为歌女们填词，烛火映着他的侧脸，满是专注；小翠唱完最后一首《戚氏》，赢得满堂喝彩；王六郎则在整理今日的账目，脸上满是笑意——一场围绕“宋词”的文化盛宴，已在大宋的土地上悄然展开，它不仅弥补了五代文学的断层，更开启了宋初文学繁荣的新篇章，而这一切的开端，都始于一个落第文人柳永，在汴梁的酒楼里，用一支笔、一张纸，写下的那些满是“烟火气”的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