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是赵烈老丈，亲历五代，见多识广。”胡瑗介绍道，“赵老丈刚给学子们讲了五代儒生的困境，很有见地。”
孙复连忙拱手行礼：“久仰赵老丈大名！晚辈正在写《春秋尊王发微》，就是要借《春秋》强调‘尊王’，反对五代时的‘以下犯上’。您看这一章，讲‘孔子贬诸侯’，就是要告诫世人，不管是君主还是臣子，都要守本分，不能像朱温、李从珂那样，随便叛乱。”
赵烈接过《春秋尊王发微》，翻到“贬诸侯”章节，只见孙复写道：“五代之乱，源于‘王纲失序’，诸侯叛天子，将领叛君主，故需以《春秋》‘尊王’之旨，正君臣名分，定天下秩序。”他忍不住点头：“说得好！五代时，老夫见惯了‘臣弑君’‘将叛帅’，就是因为‘王纲’丢了。如今强调‘尊王’，不是要君主专制，是要守住‘君臣大义’，让天下有秩序，这才是治乱的根本。”
孙复眼睛一亮，连忙问道：“老丈觉得，‘尊王’与‘攘夷’该如何结合？如今燕云仍在契丹手中，西北党项作乱，咱们该如何‘攘夷’？”
“‘攘夷’先‘自强’。”赵烈放下书卷，语气坚定，“五代时，后唐李存勖、后周柴荣都想‘攘夷’，却因国力不足、内部不稳，最终失败。如今大宋要‘攘夷’，先得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学子学好本领，让军队有战斗力，等国力强了，再谈收复燕云、平定西北。若是像五代时那样，连内部都不稳，‘攘夷’就是空谈。”
孙复与胡瑗对视一眼，都露出赞同的神色。胡瑗感慨道：“老丈的话，比多少典籍都管用。咱们讲理学，就是要让‘自强’的道理深入人心，让君主知道‘民为邦本’，让臣子知道‘忠君报国’，让学子知道‘修身自强’，这样大宋才能真正强大，不再受五代之苦。”
傍晚时分，赵烈准备离开书院。学子们得知他要走，纷纷围上来，有的请教五代历史，有的询问治学之道，还有的请他在书页上题字。赵烈一一回应，在一个学子的《论语》扉页上写下：“乱世守经，治世明道——五代之鉴，宋初之幸。”
回到住处后，赵烈挑灯整理《五代秘史·宋初篇》，在“理学萌芽”章节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胡瑗、孙复、周敦颐等儒士兴理学，以‘义理解经’，融儒道之学，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尊王攘夷’，实为儒学之新变，亦为五代儒学衰落之救赎。五代之时，儒学困于章句，失于义理，儒生或死于战乱，或屈于暴政，难施抱负；宋初理学兴，破章句之束缚，立义理之根基，将儒学与治国、修身、攘夷结合，使儒学重获生命力。此非偶然，乃宋初和平稳定之果——五代战乱，典籍散佚，学者难安；宋初治世，书院林立，学者可潜心钻研，故能有理学之萌芽。理学之价值，非仅在学术，更在‘救时’：它为大宋提供了‘安内自强’的理论根基，为学子指明了‘修身报国’的方向，为后世‘重文轻武’的国策注入了‘务实’的内核。然理学亦需警惕：若流于空谈义理，忽视实务，恐重蹈五代‘纸上谈兵’之覆辙，望后世学者谨记‘知行合一’，勿让理学成为无用之学。”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胡瑗赠送的《周子通书》、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放在一起。窗外的月光洒在书桌上，照亮了“理学萌芽”四个字，也照亮了一个老人对儒学复兴的欣慰。他想起白天在书院见到的学子，想起胡瑗、孙复的执着，想起五代儒生的苦难，突然觉得，理学的萌芽，不仅是儒学的新生，更是大宋治世的精神支柱——有了这股“义理”之力，大宋或许能摆脱五代的阴影，走向真正的长治久安。
赵仲走进书房，手里拿着刚抄好的《论语》注解：“祖父，俺按胡先生讲的‘义理’，给《论语》做了注解，您看看对不对？”
赵烈接过注解，翻开一看，只见赵仲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旁写道：“五代时，朱温施虐于唐臣，契丹施‘打草谷’于百姓，皆因‘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如今大宋治世，当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待民、待邻，方能长治久安。”
赵烈笑着点头，摸了摸孙子的头：“说得好！你能把五代的教训与儒学的义理结合，就是真懂了胡先生的讲学。记住，理学不是死的学问，是活的道理，要用到做人、做事、治国上，才不算白学。”
此时的伊川书院，胡瑗仍在灯下修改讲学稿，他要将赵烈讲的五代旧事融入《论语》讲解，让学子们更懂“义理”的珍贵；孙复则在整理《春秋尊王发微》，准备补充“自强”的章节，强调国力对“攘夷”的重要性；年轻的学子们围坐在油灯旁，讨论着白天的所学，有人立志做清官，有人想从军收复燕云，有人愿做学者传承理学——一场围绕“理学”的精神变革，已在大宋的土地上悄然展开，它不仅弥补了五代儒学的断层，更为大宋注入了持久的文化生命力，而这一切的开端，都始于一群心怀“救时”之志的儒士，在洛阳的书院里，用一卷经书、一腔热血，点亮的那簇“义理”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