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秋，洛阳“伊川书院”的银杏树下，落叶铺成金色的地毯，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桂花香。数十名身着儒衫的学子围坐在石桌旁，听一位白发老者讲解《论语》，时而有人举手提问，时而传来阵阵讨论声——这幅平和的学术景象，让年过九旬的赵烈拄着拐杖，在孙子赵仲的搀扶下驻足良久，手里的《五代儒学考》手稿，纸页边缘已被岁月磨出毛边，却仍清晰记录着五代儒学的凋零。
“祖父，那位讲学的先生是谁？”赵仲指着石桌旁的老者，小声问道。他在洛阳见过不少书院先生，却从未见过有人能将《论语》讲得如此引人入胜，连路过的农夫都忍不住停下脚步，站在树旁听热闹。
赵烈缓缓眯起眼，认出那老者是近年来在洛阳声名渐起的学者胡瑗。他曾在汴梁听过胡瑗讲学，知道此人主张“以义理解经”，而非五代时盛行的“章句之学”，是宋初儒学革新的代表人物。“那是胡安定先生（胡瑗世称“安定先生”）。”赵烈的声音带着感慨，“老夫年轻时，见五代的儒生只会死记硬背‘子曰诗云’，却连‘修身治国’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如今胡先生讲儒学，能联系天下大事，能教学子如何做人做事，这才是儒学该有的样子。”
两人刚走近，就听到胡瑗正讲解“为政以德”：“诸位可知，‘德’非仅个人品行，更关乎治国之道？五代之时，朱温弑唐、石敬瑭割燕云，皆因失德；我大宋一统，太祖杯酒释兵权、太宗抚流民，皆因守德。故‘为政以德’，是要君主以仁待民，臣子以忠报国，学子以孝立身——这才是《论语》的真义，而非只在纸面上寻章摘句。”
学子们纷纷点头，一个来自蜀地的年轻学子起身问道：“先生，五代战乱五十三年，百姓苦不堪言，如今虽太平，却仍有西北党项作乱、燕云未复，我等学子当如何以‘德’报国？”
胡瑗放下手中的《论语》，目光扫过众人，最终落在赵烈身上，笑着说：“这位老丈亲历五代，或许比老夫更有发言权。不如请老丈为诸位讲讲，五代的儒生，是如何在乱世中自处的？”
赵烈愣了一下，随即走到石桌旁，轻轻抚摸着手稿：“老夫年轻时，在晋阳见过一位老儒，姓周，曾是晚唐的进士。后晋天福年间，契丹‘打草谷’，周老儒抱着一箱经书躲进地窖，饿了三天，宁肯吃树皮，也不肯让经书被契丹兵烧毁。他说‘儒学不死，中原不亡’，可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契丹兵抢走了他的儿子，他只能对着经书哭。”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五代的儒生，不是不想报国，是没机会。后梁时，朱温杀儒生；后唐时，李存勖宠伶人，儒生只能做小官；后汉时，刘承佑苛政，儒生连俸禄都拿不到。如今大宋太平，胡先生能在书院讲学，你们能安心读书，这是天大的福气。至于如何报国，老夫以为，先学好‘义理’，明白什么是‘仁’‘忠’‘孝’，将来做官也好、为民也好，都能守住本心，不做五代时的乱臣贼子，就是报国。”
学子们听得入了迷，胡瑗也点头赞叹：“老丈说得好！‘义理’是儒学的根，五代儒学衰落，就是因为丢了这根，只讲章句，不讲本心。如今咱们讲儒学，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先明白道理，再践行道理，这才是儒学的新出路。”
午后，胡瑗邀请赵烈去书院的“藏书楼”小坐。藏书楼里摆满了各类典籍，既有雕版印刷的“九经”，也有活字印刷的新着，甚至还有几卷五代时流传下来的手抄本。胡瑗从书架上取出一卷《周子通书》，递给赵烈：“这是周茂叔（周敦颐）先生的新作，他主张‘无极而太极’，将儒学与天道结合，虽深奥，却为儒学开辟了新方向。老丈不妨看看，或许能想起五代时的儒学旧事。”
赵烈接过书卷，翻开首页，“无极而太极”四个字映入眼帘。他想起后唐天成年间，在洛阳见过的道士讲“天道”，那时儒学与道学泾渭分明，如今周敦颐却能将两者融合，让儒学多了几分哲学深度，不禁感叹：“五代时，儒、释、道各立门户，互相排挤；如今能将道学的‘天道’融入儒学，让儒学更有说服力，这是真进步。”
“是啊！”胡瑗泡了一壶热茶，递给赵烈，“五代战乱，百姓流离，不仅丢了典籍，还丢了信仰。如今咱们讲理学，就是要给百姓一个‘安身立命’的道理——君主守天道，臣子守忠义，百姓守孝悌，这样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不再重蹈五代覆辙。”他指着窗外的学子，“你看那些年轻人，他们不仅学经书，还学算术、学兵法，将来既能做文官，也能懂军事，不会像五代时的儒生那样，只会纸上谈兵。”
赵烈想起雍熙北伐时，大宋文官不懂军事，导致曹彬冒进失利，心里满是认同：“胡先生考虑得长远。五代时，文官不懂军事，武将不懂儒学，才会频繁叛乱。如今学子既学儒学，又学实用之术，将来不管做什么，都能兼顾‘义理’与‘实务’，这才是大宋需要的人才。”
正说着，一个中年学者走进藏书楼，手里捧着一卷《春秋尊王发微》。他是孙复，与胡瑗齐名，主张“尊王攘夷”，也是宋初理学的重要人物。“胡兄，这位老丈是？”孙复看到赵烈，好奇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