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宣听得眼眶发红：“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词人，却落得这般下场。那他的词，后来还能传下去吗？”
“能。”赵烈点点头，从书箱里取出一本新抄的《南唐二主词》，“我已让子孙把李煜的词都抄录下来，还加了注释，写明每首词的创作背景。比如这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是他在汴梁软禁时写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锁的不是清秋，是他的故国和自由啊。”
他又想起当年在金陵，与李璟、李煜论词的场景。李璟曾说“词要写得‘真’，喜怒哀乐都要真”，李煜则补充“还要写得‘深’，把心里的苦藏在字里行间，让后人慢慢品”。那时的南唐，虽已国力衰退，却仍是文人的乐土——澄心堂里，文人雅士们饮酒填词，伶人们谱曲传唱，连街头的小贩，都能哼几句“菡萏香销翠叶残”。
“其实，花间派和南唐二主的词，是一脉相承的。”赵烈重新坐下，喝了口热茶，缓缓说道，“花间派开了‘词写情’的先河，把个人的喜怒哀乐写进词里；南唐二主则把‘情’扩大了，从闺怨、相思，变成了家国之思、亡国之痛。你看韦庄的‘还乡须断肠’，还是个人的乡愁；到了李煜的‘故国不堪回首’，就成了整个南唐的悲哀，这是词的进步，也是时代的印记。”
他指着《花间集》里的《菩萨蛮》和《南唐二主词》里的《虞美人》，对比道：“温庭筠写‘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是女子的慵懒；李煜写‘起来慵自梳头’，是亡国后的麻木，同样是‘懒’，意境却天差地别。这就是乱世对词的影响——和平年代，词是消遣；战乱年代，词是寄托，是记录。”
王仲宣若有所思：“那您说，将来后人读这些词，能明白其中的苦吗？”
“会的。”赵烈肯定地说，“这些词就像一面镜子，照得出晚唐五代的奢靡与苦难。比如后人读韦庄的‘洛阳才子他乡老’，会知道晚唐有多少文人流离失所；读李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会知道南唐灭亡时，有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这就是词的意义，比史书更鲜活，比碑文更动人。”
说话间，书坊外传来一阵孩童的歌声：“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赵烈走到窗前，看见几个从江南逃来的孩童，正坐在街边的石头上，跟着一个老伶人学唱李煜的词。老伶人手里拿着一把破旧的琵琶，弹得断断续续，孩童们却唱得格外认真，眼神里满是懵懂的哀伤。
“您看，”赵烈指着窗外，对王仲宣说，“就算朝代更替，就算战火纷飞，这些词还是传下来了。老伶人把词教给孩童，孩童再教给他们的孩子，这就是文化的传承，比江山更长久。”
当天傍晚，赵烈回到住处，将《花间集》和《南唐二主词》整齐地摆在书架上，又取出纸笔，在《五代秘史·文化篇》的“词之兴起”部分，写下一段批注：“五代之词，肇于花间，盛于南唐。花间派以绮丽写乱世之隐，南唐二主以悲怆写亡国之痛，一隐一显，皆为时代心声。温庭筠之‘香腮雪’，韦庄之‘江南好’，李璟之‘绿波间’，李煜之‘春水愁’，字字皆有泪痕，句句藏着兴衰。乱世之中，文人们无力挽狂澜，却以词为笔，记录下这风雨飘摇的时代，实为中华文学之幸。”
写完后，他拿起李煜赠予的词稿，轻轻抚摸着上面的字迹，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金陵澄心堂填词的帝王，看到了他被俘后憔悴的模样，看到了他临终前攥着词稿的手。赵烈知道，李煜的生命虽短，他的词却会永远流传下去，成为五代十国留给后世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窗外，洛阳的夜色渐浓，远处传来零星的更鼓声。赵烈将词稿放回书箱，心里突然生出一个念头——他要把这些词都收录进《五代秘史》，不仅要写词人的故事，还要写词的传播，写百姓如何通过这些词，记住那个战火纷飞却又文采璀璨的时代。
而此时的汴梁，宋太宗正翻阅着李煜的词稿，眉头紧锁；金陵的废墟上，百姓们仍在传唱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吴越的酒楼里，伶人们还在演唱着花间派的《菩萨蛮》。词，就像一条无形的线，把晚唐五代的兴衰、百姓的悲欢，都串联了起来，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流淌，永不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