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大捷的余晖尚未散尽，杜丰便已剑指帝国另一个沉疴积弊的核心——赋税。租庸调制历经战乱，早已名存实亡，户籍散佚，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税源枯竭，而负担却多压在贫苦农户身上。改革税制，充盈国库，均平负担，已成当务之急。
政事堂内，气氛比商议军机时更为凝重。杜丰将刘晏精心拟定的《两税法制要》草案分发众臣。其核心在于“量出制入”，简化税种，将原有的租、庸、调及各类杂徭合并，分夏、秋两季征收，主要依据资产（主要是土地）和户等征税，不再以人丁为主。同时，要求各地重新清丈田亩，核定资产，作为征税依据。
此法若行，无疑将极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但也意味着要动一大批人的奶酪——那些隐匿田产、兼并土地的豪强、勋贵、乃至寺院道观。
草案一出，反对之声比预想中更为激烈。这一次，跳出来的不仅是清流言官，更有许多出身地方豪族、或与豪强利益攸关的实权官员。
“杜相！此法万万不可！”一位出身河北大族的户部郎中率先发声，情绪激动，“清丈田亩，耗时费力，更易扰民！且各地田亩肥瘠不同，产量悬殊，如何能一概而论？若依资产征税，岂非鼓励百姓藏富，不利于民生？”
另一位与江南士族关系密切的工部侍郎也附和道：“是啊，杜相。租庸调制乃太祖太宗所定，施行百年，自有其道理。如今贸然更改，恐天下动荡啊！再者，以资产为宗，则商贾巨富，其宅邸、货物皆可为资，是否也需课以重税？此非与杜相此前鼓励通商之策相悖吗？”
这些反对者，或避重就轻，或偷换概念，将水搅浑。他们绝口不提自己家族隐匿的田产，只拿“扰民”、“动荡”、“与旧策相悖”来说事。
杜丰端坐主位，面无表情地听着。他知道，真正的阻力不在这些台前叫嚷的人，而在他们背后那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诸位所言，看似有理，实则未窥根本。”杜丰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压过了议论声，“租庸调之弊，在于丁口。战乱之后，丁口死徙，户籍混乱，仍有司按旧册征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需纳数人之税，富者田连阡陌却可隐匿逃税，此乃逼民造反之道！诸位可还记得，黄巢、王仙芝之乱乎？”
他提起前朝旧事，顿时让一些人脸色发白。民乱，是所有统治者最深层的恐惧。
“至于清丈田亩，核定资产，正是为了公平！”杜丰语气转厉，“唯有摸清家底，方能合理征税！肥田多纳，瘠田少纳，天公地道！何以谓之扰民？难道任由豪强隐匿，将税赋转嫁贫民，便不是扰民了吗？！”
他目光如电，扫过那几个叫得最凶的官员：“至于商贾之税，本相自有考量。然当前首要，是整顿田赋，此乃国家根基！《两税法制要》，非为与商争利，乃是为民请命，为国聚财！”
杜丰的回应，有理有据，直指要害，将反对者的遮羞布撕得粉碎。但他也明白，道理归道理，利益归利益。
果然，数日之后，真正的反击来了。
首先发难的是几位在地方上拥有大量田产的宗室亲王和勋贵。他们联合上奏，言辞恳切，声称清丈田亩“恐生事端”，请求陛下念在祖宗江山不易，暂缓施行。紧接着，来自河北、河南、江淮等地的奏疏也雪片般飞来，内容大同小异，皆是地方官员陈述“民情汹汹”，清丈困难，请求朝廷慎重。
这显然是一次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抵制。他们不敢直接反对杜丰，便以“民情”、“稳定”为借口，试图拖延甚至扼杀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