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城墙在暮春的烟雨中显得格外巍峨，历经安史叛军的蹂躏与收复后的修葺，这座帝国的心脏依旧带着几分未愈的伤痕与劫后余生的沉寂。杜丰的车驾在程元振及其神策军的“护送”下，经由春明门，缓缓驶入这座熟悉又陌生的都城。
没有万人空巷的迎接，没有凯旋功臣应有的喧闹。朝廷的接待显得克制而程式化，由礼部一名侍郎出面，将杜丰一行安置在了皇城附近一座颇为轩敞，却明显带着临时性质的赐第——原属于一位已获罪抄家的宗室府邸。这番安排，看似优待，实则透着疏离与监视的意味。
杜丰对此泰然处之。他深知自己此刻在朝廷眼中的定位——一个功高震主、需加意防范的“能臣”。他安然入住，约束随行亲卫谨言慎行，不得随意出入，仿佛真是一位回京荣养、不问世事的闲散公卿。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他抵达长安的第三日，便有内侍前来传旨，宣他次日入宫觐见。
翌日，大明宫，紫宸殿。
殿内气氛肃穆。肃宗李亨端坐于御座之上，面容比杜丰记忆中更为憔悴苍老，唯有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带着帝王的深沉与难以揣度的审视。太子李豫（即后来的唐代宗）侍立一旁，神情恭谨。殿内还有宰相苗晋卿、兵部尚书李辅国（虽为宦官，但此时权势极盛，兼领兵部尚书）、以及侍立在皇帝身侧，低眉顺眼却气息阴柔的程元振。
“臣，杜丰，叩见陛下，吾皇万岁！”杜丰趋步入殿，依足礼数，大礼参拜。他身着紫色朝服，腰佩金鱼袋，举止从容，气度沉凝，并无半分少年得志的骄矜，亦无遭受猜忌的惶恐。
“杜爱卿平身。”肃宗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爱卿平定河北，击退北虏，劳苦功高，赐座。”
内侍搬来锦墩，杜丰谢恩后，侧身坐下，姿态谦抑。
“爱卿此番回京，一路辛苦。”肃宗开始了例行的关怀，“河北之事，郭子仪已上表详陈，爱卿处置得宜，朕心甚慰。”
“此乃陛下天威浩荡，将士用命，郭令公坐镇有功，臣不敢居功。”杜丰再次谦逊。
一番毫无营养的君臣对答后，肃宗话锋一转，看似随意地问道：“朕观河北经此战乱，民生凋敝，爱卿在时，以雷霆手段安抚，颇见成效。不知爱卿以为，后续当以何策，可使河北长治久安？”
这是一个看似咨询，实则暗藏陷阱的问题。若杜丰侃侃而谈，细数自己在河北的方略，难免有恋栈权位、自诩能臣之嫌。若避而不谈，又显得无能或心怀怨望。
杜丰略一沉吟，恭敬答道：“回陛下，河北之弊，积重难返。首要在于休养生息。臣在时，不过行权宜之计，减免赋税，鼓励耕织，安抚流民，此皆仰赖陛下仁政。后续之策，首重择人。需选派清廉干练、熟知地方之能臣，继续推行仁政，轻徭薄赋，使民得以喘息。其次，在于固本。北疆防务不可松懈，需与朔方、河东联为一体，共御外侮。再者，吏治尤为关键，需严惩贪墨，选拔贤良。具体细则，朝廷诸公远见卓识，必有良策，臣不敢妄言。”
他巧妙地将具体策略归于“朝廷诸公”，自己只提原则性的方向，既回答了问题，又丝毫不越矩，更将“择人”二字点了出来，为苏瑾的转正埋下伏笔。
肃宗微微颔首，不置可否。一旁的李辅国却突然开口，声音尖细：“杜司徒过谦了。司徒在河北，动用逆产，交与商社，行事果决，效率非凡，朝野皆惊。不知司徒以为，此法可否推而广之，用于充实国库，缓解朝廷度支之困？”
李辅国此言，极为刁钻。直接将杜丰在河北的“非常之举”摆上台面，并试图将其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若杜丰赞同，则有鼓动朝廷与民争利、败坏纲纪之罪；若反对，则显得自己之前在河北的行事是为一己之私，前后矛盾。
殿内目光瞬间聚焦于杜丰身上。太子李豫也投来关注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