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韩绛）禀告财计：三司使的奏报最为沉重：
“陛下，本年国库，入不敷出，窘迫异常。河北赈灾、陕西军饷、百官俸禄，太仓存银已降至极低。”
但他话锋一转，点出关键，“幸得陛下于九月时，圣心独断，从内承库特拨五十万贯用于西北筑城。
此款项实乃雪中送炭，使环庆、鄜延路四处关键堡寨得以提前一季完工，边备为之大固！”
这番话，既说明了国库的空虚，更巧妙地凸显了赵顼“内帑”特别支应的决策之效。
吕惠卿呈报漕运：年轻锐气的吕惠卿则带来一丝新风：
“臣奉旨整顿漕运，数月来清淤革弊，惩处蠹吏。至十一月末，漕粮抵京时间较往年缩短五日，损耗降近两成。
虽仅开端，然通衢大脉已见舒畅之势。”
这展现了针对具体事务的改革所能带来的可量化效率提升。
奏报完毕，一幅熙宁元年的真实图景呈现眼前：一个在巨大天灾和财政压力下艰难维持、局部有所突破、但整体依旧危机四伏的帝国。
没有歌功颂德，只有沉重的数字与清醒的评估。
在众人奏报之后，赵顼并未如常对具体事务做出批示。殿内陷入一种期待的寂静。
他缓缓扫视群臣，目光深邃，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将会议引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方向：
“诸卿辛苦了。”他先定下基调，随即话锋陡转，“熙宁元年，确是不易。河北稳住了，边寨筑成了，漕运也通畅了些。
然，朕听诸卿所言，心中有一疑问：为何我朝应对一事，总要耗费如此巨力，牵扯如此之多？”
他自问自答，开始解剖第一个案例：“譬如河北赈灾，富弼以安抚使之尊，却需协调转运司钱粮、劝农使耕牛、州县胥吏；
王安石在沧州核田，名义‘核田清册使’，却无临民之权，遇豪强抗法，仍需借沧州知州印信。
此间掣肘，诸位身在其中，当比朕更知其中艰辛。”
接着，他抛出第二个更具冲击力的对比：“再譬如西北筑城，若事事依常规，行文三司，经部院磋商，待款至，虏骑已临城下！
朕之内帑五十万贯所以速效，正在‘便宜’二字！”这一对比，将“常规程序”的低效与“特别授权”的高效，赤裸裸地摆在所有人面前。
“朕非是说现有章程一无是处。无规矩不成方圆。然，当此非常之时，若处处为成例所困，事事因权责不清而迁延，则猛士扼腕，能臣叹息！”
他的声音带着痛切，“我朝积弊，或不在无人，不在无策，而在……施政之枢机，运转失当！”
此言一出，殿内落针可闻。赵顼知道，空泛的议论难以服众，尤其是韩琦、文彦博等老臣。
他必须用事实说话，用他们亲身经历的成功案例，来一步步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