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属于它，如果其他任何势力试图接管它的任何一部分，它必将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
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质疑的势力中，唯有宗教才被真正当作敌人。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它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除了制造出一些被说成是被艺术“迷住了”的人外，艺术并不企图侵占现实王国。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局部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它又有别于科学，坚持某种幻想，即人们有能力描绘出一幅天衣无缝的、连贯统一的宇宙图景，尽管随着我们知识的每一个新的进步，这种幻想一定会破灭。
它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逻辑活动所具有的认识价值，承认了诸如直觉等别的知识源泉，结果在方法上误入歧途。当诗人谈到哲学家时，他所做的嘲弄性评论通常就显得不无道理：
“用睡帽和睡衣上的破布条，他在弥补着宇宙结构的罅隙。”[156]
但哲学对芸芸众生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在知识分子这一高层次中也只有极少数人对它有兴趣，而对其他人来说，哲学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宗教则是一股巨大的势力，它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众所周知，在较早的时期，它包括了在人类生活中起理智作用的一切，在几乎还没有像科学那样的东西存在时，它扮演着科学的角色；它构建了一种具有无可比拟的连贯性和自足性的宇宙观。虽然受到了深深的震撼，这一宇宙观仍延续至今。
如果我们要说明宗教的自负性质，我们必须记住它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它为人类提供了关于宇宙的起源及其形成的资料；它向人们保证，在人生沉浮中给予人们保护和最终的幸福，它运用其全部的权威所制定的戒律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从而它实现了三种功能。用其第一种功能，宗教满足了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它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科学打算做的事，并在这点上与科学分庭抗礼。宗教的最大影响无疑应归功于它的第二种功能。当宗教消除了人们对生活的险恶和沧桑的恐惧时，当宗教保证人们将获得幸福的结局并在不幸之中给予安慰时，科学全然不可与之匹敌。诚然，科学能够教我们去避免某些危险，它也能够战胜某些困苦。否定科学是人类有力的帮助者，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科学不得不任由人们遭受苦难，而只能劝人们屈服苦难。第三种功能是，宗教发布戒律，制定禁忌和限制，在这种功能中，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最大差别。因为科学尽管也的确从其应用中，产生了指导人们生活的规则和告诫，但它热衷于调查研究和证实事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规则和告诫与宗教所提供的一样，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理由却是各不相同的。
宗教这三个方面的联系并不很清晰。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与关于某些特殊的道德戒律（ethicalprecepts）的教诲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中关于提供保护和幸福的保证与道德要求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道德要求是对满足这些需要的报答；只是那些遵守道德要求的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好处，而惩罚则等待着遵守道德要求的人。附带说一下，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科学中。因此科学告诉我们，凡轻视其教诲的人都会受到伤害。
宗教中教导、安慰和要求的奇特结合，只有在接受发生学（geic）方面的分析之后，才能得到理解。我们可以从最显著的聚合点，从关于宇宙起源的教导开始研究。人们可能会问：宇宙起源论（sogony）为什么会成为宗教体系的一个固定成分？宗教教义说，宇宙是由一个类似于人的存在物创造的，但该存在物在各个方面，如在力量、智慧和情感力量上都被夸大了——相当于一个理想化的“超人”（superan）。把动物作为宇宙的创造者（creator）表明了图腾崇拜（toteis）的影响，对此我们稍后至少会简略地说一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
即使有许多神灵（gods）受到崇拜，但宇宙的创造者总是单个的存在物。同样有趣的是，尽管并不缺乏女性神灵，但创造者通常都是男性；实际上在有些神话（ythology）中，宇宙的创造开始于男性神灵废除被认为是女妖的女性神灵。[157]这就展开了各种最有趣的细节问题；不过，我们无暇论及。我们所做的下一步易于识别，因为这个神性的创造者（god-creator）被直呼为“父亲”了。精神分析推断，他的确是父亲，曾披着所有的神奇出现于幼儿面前。宗教信仰者描绘宇宙的诞生，就像描绘出他自己的起源一样。
这样，我们就容易解释，安慰性的保证和严格的道德要求是如何与宇宙起源论结合起来的。
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或更确切地说，无疑是由父亲和母亲结合起来的父母亲机构）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的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由于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的一切危险，故而他在父亲的保护下感到安全。当然，他知道，当一个人自己长大了，他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但他对生活中的危险的认识也变得更深了。他正确地断言，从根本上讲，他仍然像童年时一样无助和无法自我保护，面对世界，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没有像在童年时代享受到的那种保护，他什么也干不成。不过他很早就认识到，父亲的能力极为有限，并不具备所有优秀特征。因此，他又返回到那个早在童年时就给予甚高评价的状态，记忆中的父亲形象，把这个形象抬高成一个神灵，并使之成为某种当代的和真实的东西。这种记忆中的父亲的强大力量和要求保护的执着性，一起支撑着他对神的信仰。
宗教纲领的第三个主要方面即道德要求，也很容易符合这种儿童状况。我可以提醒你们注意康德（Kant）的著名论断，他一直把星空与我们的道德规则相提并论［见前面第61页］。[158]这种并列听起来是多么的奇怪啊！因为，天体与关于人类生灵间是彼此热爱还是彼此残杀的问题，有着什么关系呢？然而，它到底还是触及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真理。给予儿童生命和保证儿童避开危险的父亲（或父母亲职能），也教导他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教导他必须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本能性欲望，并使他明白，如果他想成为家庭中和后来更大的社交圈中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成员，他就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通过爱的奖惩体系，儿童受到教育，并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被告知，其生活中的安全感依赖于父母（后来是别的人）爱他以及他们相信他也爱他们。所有这些关系后来都被人原封不动地引入其宗教中。父母的告诫和要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在他身上保留下来。借助于这种相同的奖惩体系，上帝统治着人的世界。分配给个人的保护及幸福的数量，取决于他满足道德需要的情形。他对上帝的爱和为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的生活安全感的基石，他被这种爱及意识武装起来，得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和人类环境的危险。最后，在祈祷中，他确信自己直接影响了神的意志，并在这种影响下，分享着神的全能。
我相信，你们在听我讲演的过程中，已被若干问题所困扰，而且你们乐于听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此时此地我还无法着手去做，但我自信。这些详细的质疑中，没有一个能推翻我们的论点，即宗教的宇宙观取决于我们童年时的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点就更值得注意：尽管这个宇宙观仍具幼稚性，但它还是一个先驱。毫无疑问，有过一个没有宗教、没有神灵的时期，它被称为泛灵论（aniis）阶段。那时世界充斥着类似于人的精神存在物——我们称之为“魔鬼”（deons）。外部世界的所有物体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或者也许可以说等同于它们的住所。
但并不存在某种更卓越的势力，创造了所有的魔鬼，随后又统率着它们，并不存在这种人类能够向其请求保护和帮助的势力。尽管泛灵论中的魔鬼大多对人类持敌对态度，但人类那时似乎比后来更自信。他们肯定常常处于一种对这些邪恶精灵的极度恐惧之中，但他们却以种种行动（对之他们已赋予驱魔之力）来对付它们，保护自己。即便撇开这点不谈，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没有抵御能力。如果他们要向大自然企求某些东西——如企求降雨——他们并不直接向天气之神做祷告，而是做些法术动作，以期直接影响大自然：他们自己完成与降雨相似的事情。在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各种力量做斗争中，他们的第一个武器就是“法术”（agic）——现代技术的鼻祖。
据我们猜测，我们对法术的仰赖来自于对自己的理智作用的高估，以及对“思想万能”（onipotence of thoughts）的崇拜。附带说一下，这种信仰在我们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可看到。[159]我们可以猜想，当时的人类特别对他们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这种成就中肯定伴随着思维的重大发展。他们认为法术的力量产生于词汇。这个特征后来被宗教所继承。“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他们的法术行动的事实表明，泛灵论时期的人并不仅仅相信他们的愿望的力量。他们更期望的是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促使大自然模仿该行动之力。如果他们企求降雨，他们就自己泼水；如果想让土地果实累累，他们就在田间对土地演示戏剧性的**行为。
你们知道，任何事物一旦在精神上得到了体现，就不易消失了。所以，如果你们听说许多泛灵论的话语一直保留至今（其中大部分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迷信，与宗教并存或包含于宗教之中），你们也不会感到惊讶。更有甚者，你们几乎没法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今天的哲学保留着泛灵时期的思维模式的一些本质特征——如过高地估价语词的神奇，相信世界上的真实事件都是按照我们的思维试图强加其上的方向前进的。因而，看起来的确存在着一个不具法术行动的泛灵论。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猜到，甚至在那时候就有了某种伦理，即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戒律；但我们没有发现它们与泛灵论时期的信仰有任何密切的关系。它们可能是人们相对力量以及实际需要的直接表现。
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泛灵论到宗教的转变？但你们可以想象到，人类精神（spirit）演化的这些远始的时期，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似乎是，宗教所表现的第一种形式就是图腾崇拜。即动物崇拜这个奇怪现象，而最初的伦理戒律即“禁忌”（taboos）都是这一现象的结果。在一本题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书中，我曾详细论述了一种观点，该观点把上述转变的原因一直追溯到人类氏族环境的一次变革上。与泛灵论相比，宗教的主要成就在于从精神上控制了人们对魔鬼的恐惧。不过，这个史前时期的残余即邪恶精灵，在宗教体系中仍占一席之地。
上述即宗教的宇宙观的史前史；现在我们转向研究那以后所发生的和仍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吧。凭借着对自然过程的考察而强大起来的科学精神，终于开始把宗教当作一件人类的事，并使之接受批判性的考察。宗教不能经受起这种考察。首先被怀疑的是宗教关于各种奇迹的传说，因为这些神话与严肃的观察所指出的一切相矛盾着，而且清晰地表现出人类想象活动的影响。随后，那些解释宇宙起源的宗教教义遭到了否定，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具有古代特征的无知。而且，由于人们日益增加了对自然法则的了解，他们知道这些法则比教义更为优越。关于宇宙是通过类似于人类个体起源的**或发生行为而形成的看法，已不再是最显然且为不证自明的假设了，因为具有心灵的生物与非生物自然界之间的区别已经给人类思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区别使人类不可能再保留原始泛灵论中的信仰。我们也不应忽视各种不同的宗教体系的比较研究的影响，以及它们彼此排斥和不相容的作用。
科学精神凭借这些初步的论战而强大起来，最终获得了足够的勇气，以至于敢对宗教宇宙观中最重要的、最具情感价值的成分进行考察。人们可能始终看到——尽管敢于公开讲出来是很久以后的事——宗教向人们承诺，只要他们能遵守某些道德要求，就向他们提供保护和幸福，但这种种表态也已表明其自身是不值得信赖的。宇宙中似乎并不存在那种力量，它以父母般的关怀照管着人们的安康，并给他们的所有活动带来团圆的结局。相反，人类的命运可能既不符合“宇宙行善”（Universal Benevolence）的假说，也不符合与此有些相冲突的“宇宙公正赏罚”（Universal Jtice）的假说。地震、海啸、大火，根本不分是善良与邪恶，虔诚与不敬。更何况，我们谈论的不是非生物自然界，而是人，其命运依赖于他人的种种关系，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是规律。凶暴、狡猾或残忍的人往往占有令人羡慕的世间财富，而善良的人却一贫如洗。各种黑暗的、无情的和没有爱心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宗教赋予宇宙统治的奖惩体系似乎并不存在。这再次说明，我们有理由抛弃宗教从泛灵论那里获得的一部分理论。
通过证明宗教是如何起源于儿童的无助，通过在成人的愿望和需要中的童年残迹去探求宗教的内容，精神分析学对宗教的宇宙观提出了最新的批评。
确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宗教；但它仍然是我们认识宗教的一种必要的完善，而且至少在这方面，它是对宗教的一种否定，因为宗教自身表明宇宙起源于神。当然，假如我们对神的解释，可以被宗教接受，那么它在这方面肯定就没有什么错了。总之，这就是科学对宗教宇宙观的评价。种种不同派别的宗教在为谁占有真理而争论不休，而我们却认为关于宗教的真理性问题无法获得彻底的回答。宗教是一种控制感性世界的企图。由于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必然性，我们在内心中产生了一个渴望的王国。而借助于这一渴望的王国，我们置身于感性世界之中。但是，宗教并不能实现这一点，其教条留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即人类童年的无知时代）的印迹。它的安慰不值得信任。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并非保育室。相反，宗教努力强调的那些道德要求应该给予另外的基础；因为它们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把对它们的服从与宗教信仰联合起来是危险的。如果我们试图确定宗教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那么，它看来并不是永恒的获取物，而是与个体文明者从童年到成人的发展中所必须经历的神经症相似的东西。[160]
你们当然可以自由地批判我的这种观点；我甚至可能在来路上与你们相会于这点上。关于宗教宇宙观的逐渐衰弱，我所告诉你们的自然很简略，是不完善的。关于各种不同过程的秩序，我也说得很不清楚；我没有阐述各种力量在唤醒科学精神中的合作情况，也没有论述在宗教宇宙观实行绝对统治和后来受日益增强的批判的影响时它自身的变化。最后，严格地说，我的评论仅限于宗教的一种形式，即西方人的形式。可以说，为了便于说明，我构建了一个解剖学的模型，以期尽可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我的知识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使事情做得更好、更完善，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不妨暂时搁置一旁。我明白，你们可以在别处听到比我谈得更好的论述。尽管在我的讲演中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我坚信，即使是关于宗教问题的资料的最细心的研究，也不会动摇我们的结论。
众所周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宇宙观的斗争尚未结束，至今，这种斗争仍在我们面前进行着。
虽然精神分析一般很少拿起论战的武器，但我并不反对研究这场争论。这样，我就可能进一步阐述我们对宇宙观的态度。你们将看到，宗教支持者所提出的一些论据是多么容易答复，而也有一些的确难以驳倒。
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反对意见，认为科学把宗教作为它研究的一个课题是一种无礼行为，因为宗教是比人类理智的任何活动都崇高和优越的东西，是不可用琐碎的批判进行研究的。换言之，科学没有资格去评价宗教，因为它只要固守自己的领域，还是相当有用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宗教不在科学领域内，科学无权干涉。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这种粗暴的排斥所吓倒，而是进一步质问：宗教提出的这种对在所有人类事物中的优越地位的要求依据是什么？那么，我们得到的答复（如果我们认为值得答复的话）就是，宗教不能用人类的量尺来衡量，因为它起源于神，是被圣灵作为启示赐予我们的，而人类精神是无法理解这个圣灵的。人们可能已经想到，没有什么比否定这个论据更容易：它显然是一个预期法则，即“用未经证实的假设来辩论”——我知道德文中没有一个好的相对应的表达方式。这里提出的实际问题是，是否存在神灵及它给予的启示？
当然，不是下述说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不能提这个问题，因为神性是不能被怀疑的。在分析工作中，我们也常遇到这种态度。如果一个平时很聪明的人竟用非常愚蠢的理由来反对某些特殊的建议，则这种逻辑的缺点就表明，在病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特别强烈的拒绝动机——这种动机只可能是情感性的，具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我们也可能得到另一种回答，它公开承认这类动机：不可以对宗教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因为它是人类灵魂所产生的最高级、最珍贵和最崇高的事物；因为它表现了最深厚的情感。而且唯有它，才使世界对人们变得包容，生活对人们变得有价值。我们无须争论宗教的这种价值，而需关心另外的事。我们应该强调下述事实：问题的根本不是科学精神侵犯了宗教领域，而恰恰相反，是宗教侵犯了科学思想领域。无论宗教可能具有多少价值和重要性，无论如何，它都无权限制思想——因而，无权拒绝对它进行思考。
科学思维本质上与一般的思维活动并无不同之处。而后者，则是我们大家，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用以照管日常事件的活动。科学思维形成了某些特点：它对那些缺少直接和实在效用的事情也感兴趣；它谨慎地避免个人因素和情感影响；它更严格地考察那些作为结论基石的感知觉的可行性；它用那些使用日常方法不可获得的新知觉来充实自己，并在有意识加以调整的实验中，把这些新知觉的决定因素分离出来。它努力达到与现实——也就是与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的东西——一致。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努力决定着我们的愿望能否实现。我们把那种与外部真实世界的一致称为“真理”。即使我们不考虑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它仍然是科学研究的目标。因此，当宗教宣称它可能取代科学的地位；宣称因为它对人是有益的，并使人高尚，所以它必定也是真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侵犯，而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驳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