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孩而言，俄狄浦斯状态是她漫长而艰难发展的结果；它是一种初步的解决，一种不会马上放弃的宁静状态。特别是离潜伏期开端不远时更是如此。现在，我们注意到两性间的区别，对于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来说，这种区别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男孩而言，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从**性欲阶段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情结中，男孩对其母亲产生欲望而且希望摆脱作为竞争者的父亲。然而，阉割情结的恐惧却迫使他放弃这种态度。在认识到失去阴茎的危险后，俄狄浦斯情结遭到抛弃、压抑，在最正常的情况下，则遭到彻底的摧毁［见第92页］，而且严厉的超我作为继承者建立起来了。在女孩身上发生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阉割情结是为俄狄浦斯情结做准备而不是毁坏它；她因受阴茎羡慕的影响而放弃对母亲的依恋，并且进入俄狄浦斯状态，就仿佛进入了避难所一样。由于不存在阉割情结的恐惧，女孩便缺少了一种引导男孩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动机。她们在这一情结中停留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来才摧毁该情结，而且，即使如此，也摧毁得不彻底。在这些情况下，超我的形成必定受到妨碍；它无法得到使它具有文化意义的力量和独立性，而且，当我们向男女平等主义者指出这个因素对一般女性特征所具有的影响时，他们并不高兴。
我们再回头谈谈；我们曾提到［第126页］把女人的男性气质情结的发展当作发现女人阉割后的第二个可能的反应。在此我们的意思是，女孩似乎拒绝承认这个不受欢迎的事实，她甚至夸大以前的男性气质，坚持**活动，进行挑战性的反叛，她逃避到对具有**欲期的母亲或对父亲的认同中。支持这一结果的决定因素会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假定它是某种气质上的因素，是较高程度的主动性，诸如男性普遍特征那样的东西。然而，不管它可能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
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女孩避开了那股为转向女性气质开道的被动性浪潮。这样一种男性气质情结的极端发展，似乎会影响女孩对对象的选择，使之趋向于明显的同性恋。当然，精神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女性同性恋很少是，或者绝不是对幼儿期男性气质的直接延续。即使对这种女孩而言，她似乎也必然在某个时期把父亲作为爱恋对象，并进入俄狄浦斯状态。但是后来，由于对父亲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她被迫退回到早期的男性气质情结中。这些失望情绪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命中注定要成为女性的女孩也会产生这些情绪，尽管这些情绪有不同的作用。气质因素的优势似乎无可争议；
但女性同性恋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则充分反映在同性恋者的实践中，这些同性恋者经常而且明确地相互扮演母亲和幼儿，又扮演丈夫与妻子。
我在此跟你们所说的一切，可以描述为妇女的史前史。它是最近几年的产物，作为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详尽实例，它可能已经引起了你们的兴趣。因为这个例子的主体是妇女，所以，我们在此冒昧地提到几位妇女的名字，她们对这一研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布伦斯维克（R.MBrunswick，1928）博士是第一个描述下述神经症案例的人，该疾病返回到前俄狄浦斯阶段的一个固着点，而且根本没有到达过俄狄浦斯状态。该例采取忌妒狂想症的形式，而且证明对其治疗是有效的。格鲁特（Jeanne Lapl-de Groot，1927）博士通过某些可信的观察，证实了女孩在**欲期中转向母亲的不可思议的活动。多伊奇（Helesch，1932）博士已证实同性恋妇女的性行为再现了母子关系。
追踪探讨女性气质从青春期到成熟期的进一步行为表现，这并不是我的意图。而且，对于这个目的而言，我们的知识还是不充分的。但我在下文将把一些特征综合起来。以妇女的史前史为出发点，我在此仅强调，女性气质的发展仍要受到早期男性化时期的残余现象的干扰；在一些妇女生活进程中，男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和女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反复交替存在着。我们男人称之为“妇女之谜”的某些部分，可能来自妇女生活中双性并存的表现。但是，在这引进研究的过程中，对另一个问题做出判断的时机成熟了。我们把**的动力称为“力比多”，**受男性－女性的对立倾向支配。因此，这种见解主张考察力比多与这组对立面的关系。如果能证明每一种性别都有适合于他自己的特殊力比多，因而一种力比多追求男性**目标，另一种力比多则追求女性**目标，那么这种观点也就不会令人吃惊了。但上述情况不是真的。实际上只有一种力比多，它同时服务于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功能。我们不能给力比多本身指定任何性别；如果按照主动性等同于男性的传统公式，我们倾向于把力比多描述为男性的，那么我们不应忘记，它也包含带有被动目标的倾向。然而，“女性力比多”这一词的对应出现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主张是，当力比多被迫用于女性功能时，它受到的压力就更大；而且，比较起男性气质的情况看——在目的论上讲——大自然较少关心它的（女性功能的）要求。不关心的原因——再从目的论上讲——在于下述事实：生物学目的的实现已托付给男人的攻击性，而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女性的同意便已完成了。
女性的“性冷淡”（sexual frigidity）（其频繁性似乎证实了这种冷淡）是一种尚未完全认识的现象。有时它是心理冲突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容易受到影响；而在其他情况中，它则暗示了这种假设：它是由气质因素决定的，甚至还有解剖学上的因素促成。
我答应要再告诉你们一些精神分析观察中见到的、成熟女性气质的心理特质（psychicalpeculiarities）。我们并不要求这些断言具有高于一般的效度；且要辨别这些特质中哪些应归之于性功能的影响，哪些应归之于社会的熏陶，也并不总是容易的。例如，我们把大多数自恋现象归之于女性气质，这种现象也影响到女性选择对象，因而对她们而言，较之于爱人，被爱则是一种更强烈的需要。而且，阴茎嫉羡对女性心理上的虚荣也发生影响，因为她们一定会更高地估价自己的魅力，以作为对其早期性缺陷的晚期补偿。[125]害羞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女性特征，但它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平常。我们相信，它有着自己的目的，即掩饰**方面的缺陷。我们没有忘记，害羞在更晚的时期还负有其他功能。看起来妇女对文明史中的发现与发明没有作什么贡献；然而，她们可能已经发明了一种技术，即编织技术。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有兴趣猜测这种成就的潜意识动机。大自然本身通过在人的成熟期生长**以遮掩**，似乎就已为这种成就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样式。在身体上，这些毛发长进皮肤里，而且彼此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这一步骤被保存下来，而成为使各线条相互交织的编织活动。如果你们把这个观点视为幻想而加以否认，并且认为我关于阴茎对女性气质的构成有影响的信念是一种偏见，我当然无力辩解。
女性选择对象的决定性因素，常常由社会条件造成而难以辨认。但只要她能进行自由选择，该选择就往往依照女孩希望成为的自恋性的男人形象做出。如果仍停留在对父亲的依恋中，即停留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她的选择就依照类似父亲的模式做出。这是因为，当她从依恋母亲转向依恋父亲时，当她对母亲怀有充满矛盾心理的敌意时，这种选择就可保证一个幸福的婚姻。但是，这种选择的结果常常表现出对消除因矛盾心理而造成的冲突的一种普遍威胁。这种保留下来的敌视紧随于对父亲的无可置疑的依恋之后而来，并且蔓延到了新的对象上。女性的丈夫首先是父亲的继承者，过了一段时间后也成为母亲的继承者。因此很容易产生下述情况：在妇女的后半生中，可能充满了对丈夫的反抗，正如她的更短的前半生中充满了对母亲的反抗一样。一旦这种反抗经历完毕后，第二次婚姻就很可能变得十分令人满意了。[126]妇女性质中的另一个改变可能发生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婚姻中，恋人对这种变化毫无准备。由于妇女自己成了母亲，她便可能恢复对自己的母亲的认同，而对这种认同她直到结婚后才停止反抗，并且这种认同可以把所有可获得的力比多吸引到自身中，以致这种强制性重复重演她父亲的不幸婚姻。母亲对子女的出生所产生的不同反应表明，即使到现在，“缺少阴茎”这个古老的因素仍没有丧失力量。母亲只有在与儿子的关系中才获得无限的满足；总而言之，这是最完美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所有人类关系中的矛盾心理[127]。母亲可以把她自己被迫压抑的抱负寄托于儿子，期望从他那里实现她遗留在男性气质情结中的所有愿望。甚至只有等到妻子成功地把丈夫当成儿子，并以母亲的身份对待他时，她的婚姻才会牢靠。
我们可以把妇女对母亲的认同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俄狄浦斯阶段，它根植于对母亲的深情依恋，并以她为模型；后个阶段来自俄狄浦斯情结，该阶段试图摆脱母亲，并以父亲取代她。
无疑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这两个阶段的大部分内容都遗留到了妇女的未来发展中，而且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内容是被完全克服的。但深情的前俄狄浦斯依恋对妇女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该阶段为获得某些特征做好了准备，这些特征使她后来实现了性功能方面的作用，并完成了她无可逃避的社会职责。也正是在这种认同中，她获得了对男人的吸引力，并使男人对母亲的俄狄浦斯依恋爆发为狂热的**。但是，常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只有男人的儿子才获得了男人自己渴望的一切，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心理学上，男人的爱和女人的爱有阶段上的不同。
妇女可能被认为缺少公正感，这种情况无疑与妒忌在其心理生活中的支配作用有关；因为对公正的要求就是对妒忌的修正，而且规定了使人能够摒弃妒忌的条件。我们还认为妇女的社会兴趣较男人的小，而且她们升华本能的能力也弱于男人。前种情况无疑来自于那种确属所有性关系特征的反社会性质。恋人彼此获得完全满足，而且家庭也反对包含于更复杂的组织中。[128]升华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我禁不住要提到一种在精神分析实践中不断获得的印象。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年轻的、有点不成熟的个体，我们希望他能充分利用精神分析为他揭示的发展可能性。然而，同龄妇女却常常因其心理上的僵化和不变性而使我们吃惊。她的力比多已固定在最后的位置，似乎难以为其他状态所更换。她没有别的道路通向进一步的发展，似乎整个过程都已完成了，此后再不易接受影响了——的确，在通往女性气质的艰难发展中，她似乎已耗尽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可能性。作为治疗者，我们对这种事态感到遗憾，尽管我们通过解除患者的神经症冲突（iflict）而治愈了她的精神失调（ailnt）。
以上就是关于女性气质我应当告诉你们的一切。它们当然是不完善、也不全面的，而且听起来有时很不顺耳。但不要忘记，我对妇女所作的描述，仅仅限于她们的性质是由其性功能决定的这一点上。这种影响的确是很深远的，但我们不要忽视，个体的妇女也可以作为人生活于其他领域。如果你们想对女性气质了解更多，你们就去研究你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或求助诗人，或等待科学为你们提供更深刻更连贯的信息。
第34讲 解释、应用和展望
女士们，先生们：
权当是为减轻这些讲演的枯燥，或许你们会允许我再次与你们谈论一些没有多少理论意义的事情，但是只要友好地对待精神分析，你们就会对此乐有所闻。例如，假定你们空闲时候拿起一本德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小说，希望从中发现关于现代人和社会的描写。读了几页后，你们便遇到第一个关于精神分析的评论，不久之后还会遇到其他类似评论，尽管该书内容似乎并不需要这些评论。你们不必认为这是一个应用深度心理学以求更好地理解书中的角色及其行为的问题——附带提一下，尽管有其他更严肃的作品也做此类尝试。但事实上，这些评论大部分都是作者的滑稽议论，借以显示他博闻广识和智力超群。你们也并不总会认为他的确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另外，你们也可能在娱乐时加入一个社团——不一定在维也纳。谈话的主题不久就转向精神分析，你们会听到各种不同的人在对此做出评判，大都带着坚决而肯定的口吻。他们的评判通常是傲慢的，或诽谤性的，至少也是玩笑性的。如果你们过于鲁莽，暴露了你们对该主题有所了解这一事实，他们就会蜂拥而至，要你们提供信息，做出解释，并很快使你们确信，所有这些严苛的评判都毫无知识依据。这些评论家们几乎无人翻阅过精神分析专著，即便读过，也未曾消除过初涉这新学科时所产生的反感。
你们也可能期望有关精神分析的介绍能为你们提供各种指导，能指导你们用什么样的论据去纠正这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明显错误；能指导你们向人推荐什么样的书，以提供更明确的信息；甚至指导你们在讨论中应该从自己的知识或经验中引用什么样的例子来改变同行的态度。我请你们不要如此。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对你们而言，最好是完全隐藏你们的先进的知识。假使不能如此，你们应仅限于说明，就你们所知，精神分析是知识的一个特别分支，它难于理解，更难评判；它所研究的问题，非常严肃，是不能仅以几个玩笑去解释它的——因此，在社交娱乐中最好是选取其他题材为宜。并且即使不明智的人重述他们的梦，你们也不要参加解释，更不可夸说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
但你们可能产生下述疑问：为什么这些舞文弄墨、夸夸其谈的人行为如此恶劣？而且，你们可能不免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造成该局面的责任不仅在于这些人，而且还在于精神分析学本身。
我也这样认为。你们所遇到的有如文学和社会中的偏见，是早期评判——即正统科学的代表者对年轻的精神分析学所做的评判——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我曾经在我写的一部史书[129]中对此抱怨过，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也许一次就已经是多余的了——不过，事实是，那种做法没有违反逻辑，没有无视礼节和背离高雅情趣，尽管当时精神分析科学的敌手并没有承认它。这令人想起在中世纪常见的情景：一个犯罪者，甚至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者被套上枷锁，并受到粗暴的虐待。你们或许无法清楚地认识到，暴徒特色如何在我们社会中做上行蔓延；而且，当人们觉得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并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错误行为。在精神分析运动初期，我或多或少有些孤独。而不久就明白，反驳是没有前途的，但哀叹和乞求仁慈精神的帮助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那里没有受理我上诉的法庭。因此，我另辟蹊径。我对自己解释说，大众的这种行为正是我不得不与之抗争、出现在每个患者身上的那种相同抵抗的体现。这一自我解嘲成了精神分析的首次应用。我强制自己不去反驳，而且当我的继承者渐渐表露出反驳倾向时，我劝阻了他们。这步棋是正确的。那个年代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从此被化解了。但是，正如一个被弃的信仰作为迷信而残存着，或一个被科学摒弃的理论作为大众信仰而继续存在着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至今仍存在于那些舞文弄墨、高谈阔论的门外汉们的轻蔑讥讽之中。
因此，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感到惊讶。
但你们也别指望会听到一些令人高兴的消息，说有关于精神分析的纷争已经结束，而且已被承认为一门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一门教学课程。事实绝非如此。抗争仍然存在，不过是以一种更温和的形式存在而已。另一个新情况是，科学界中在精神分析和它的反对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某些部分的合理性，并以种种最逗人的条件来苛待这些部分。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排斥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排斥一个他们怎么称赞也不过分的事实。要猜测使他们对此做出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不容易的。这种选择似乎有赖于个人的同情心。一个人可能反对性欲，另一个可能反对潜意识；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这个事实。尽管精神分析的结构是不完善的，但它即使在今天就表现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元素不可能被任意地取舍拼凑：但这些折衷主义者似乎无视这一点。我从不认为，这些半吊子拥护者们，是把他们的反对建立在对事实的调查之上的。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士。诚然，由于把时间和兴趣都用于另一些他们非常精通的成就硕大的事业上面，这些人的反对还是情有可原的。
但在那种情势下，他们不是最好应悬置他们的评判而不明确支持哪一方吗？我曾经成功地使其中的一位伟人的态度发生迅速的变化。他是闻名世界的批评家，具有仁慈的谅解之心和预言式的洞察力，他紧随着时代的精神潮流。我们认识时，他已是80高龄；但他的谈话仍具魅力。你们很容易就猜到我指的是谁。[130]并不是我首先谈起精神分析这个话题，而是他在以极谦虚的方式拿自己与我做比较时谈起的。“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但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明家。不过，有件事我必须对你说：我对我的母亲从未产生过性的情感。”“可是你完全没有必要意识到这些情感，”我回答道，“对于成人而言，那些情感是潜意识的情感。”“哦，这就是你所主张的呀！”
他轻松地说，并握紧我的手。我们待在一起继续谈了好几个小时，气氛友好和睦。后来，我听说他在有生之年常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引用一个对他而言挺新鲜的词——“压抑”。
常言道，我们应该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我承认我从未成功做到这一点。但同时，我认为，如果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反对进行回顾，如果我继续指出其间非常容易被揭露的不公正和对逻辑的违背，这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发。不过，“考虑再三”，我告诉自己，那样做也许毫无意趣，只会变得无聊乏味和令人生厌，而这恰恰是我这些年来非常小心避免的结局。
因此，如果我不再继续讲这一套，如果我向你们略去了这些所谓科学批评家的评判，你们应该原谅我。这毕竟是困扰某些人的问题，这些人的一大资格是通过与精神分析的经验保持距离而做到不偏不倚。但我知道，在其他场合中，你们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我。“不过，”你们会告诉我，“还有这样一些人，你的最后说法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并不回避精神分析经验，他们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也可能自己接受精神分析；在某个时期，他们甚至是你的合作者。然而他们形成了别的观点与理论，并基于该观点与理论，他们与你分道扬镳，并建立了独立的精神分析流派。你应该向我们阐明这些在精神分析史上如此频繁发生的分离运动所具有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我会尽力去做的。但仅能简略阐述，因为他们对理解精神分析的贡献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
我相信你们首先会想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该书（例如在美国）被认为是与我们的精神分析学说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并且与之等价，它一般与精神分析学说相提并论。实际上，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相关甚少，但因为某种历史条件的缘故，个体心理学才得以寄生在精神分析之中。我们对这一群反对者的特征的论断，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个体心理学就其名称而言也是不恰当的，该名称是某种困惑的产物。该术语可做“群体心理学”的对应词，我们不能让这一合乎情理的用法受到妨碍；此外，我们自己的活动也主要且大部分都是与人类个体的心理学相关的。今天我并不想对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做一个客观的批评，在这些介绍性讲演计划中，也没有安排这种批评。此外，我曾经尝试过，而且没有感到对我当时所言有进行某些改变的需要。[131]不过，我将提及我在从事精神分析之前所遇到的一件小事，从而说明他的观点所给我的印象。
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是我的出生之地，在我3岁时我离开了这个小镇[132]，毗邻该镇处有一个其貌不扬的疗养地，坐落林间，煞是美丽。早在学生时代，我在假期里去过那里几次。大约20年后，因一个亲戚生病，我得以再次光顾那里，在与那个疗养地的医生（即接待我亲戚的那位医生）的谈话中，我尤其询问了他如何治疗那些冬季来的农民，即那些斯洛伐克人。我相信，这些人是他在冬季的全部病号了。他告诉我他的治疗方法是这样的：在他门诊时间里，病人走进房间排成一行，一个跟着一个出列诉说病苦，抑或背痛抑或胃疼抑或腿酸等等，等等。然后医生对这些人依次检查，在满意地发现问题症结之后，说出某种诊断，每个病例诊断都相同。他向我翻译了这个词，意思近乎于：“中魔了！”我惊讶地问，这些农民是否对他这种千篇一律的诊断表示反对。“哦，没有！”他回答道，“他们对此很满意：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归队时，都通过脸色和手势向别人示意，我是一个懂得各种事情的人。”当时我几乎没有想到，在什么条件下我会再次碰到这样的情形。
无论是同性恋者或恋尸癖者（necrophilic），无论是遭受焦虑之苦的癔症者，还是自绝于社会的强迫性神经症者，抑或狂言乱语精神病者（ravg natic），“个体心理学”中的阿德勒流派都宣称，患者的动机都在于希望表现自己，弥补自卑，保持“优越”，从女性特征转向男性特征。在我还是年轻学生的时代，当人们介绍一个癔症案例时，我们曾在门诊部听到非常相似的情况：我被告知，癔症病人形成其症状，从而使自己显得有趣，以把人们的注意吸引到其自身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老的聪明之举竟延续至今。然而即使在那时，心理学的这一细枝末节似乎也无奈于癔症之谜。它至今未得其解，例如，它未能说明病人为什么没有采取达到目的的其他方法。当然，“个体心理学”这个理论中肯定有某种东西堪称正确；所以管见被当作了整体理论。自我保存本能试图利用各种情境；自我甚至企图把疾病转变为有利条件。这在精神分析中被认为是“来自疾病的次要获益”。[133]然而，尽管性受虐狂、受罚的潜意识需要和神经性的自我伤害等事实，似乎证实了与自我保存背道而驰的本能冲动存在的假设，但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实时，我们甚至对构成个体心理学基石的日常真理的普遍有效性发生了信仰动摇。不过，如果有一个理论否认了复杂性，对潜意识一无所知，没有引进难以掌握的新概念，一笔勾销了性欲这个常常无事生非的问题，而把自己局限于发现人们试图借以生活得更好的技能，像这样的理论理应受到许多人的大加赏识。因为大多数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们并不需要一个以上的关于原因的解释，并不感谢科学的深入研究，他们需要的是拥有简单的方法，以及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我们考虑到个体心理学多么出色地满足了这些要求时，不禁想起了《华伦斯坦》（Wallenste）[134]中的一句话：
“若此观点过于聪明而令人智昏，我当断然称之实属愚蠢之举。”[135]
来自专家界的批评，尽管对精神分析是如此的粗暴，但对个体心理学一般而言，都是温和的。
当然，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位精神病学家（psychiatrists）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Enough）的反对阿德勒的文章，文中他强烈地表述了对个体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的厌恶。如果还有什么对个体心理学颇有好感的话，这无疑是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对抗有关。
我不必再叙述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的其他学派。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也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你们仅需考虑到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它们使很多人难以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格言所说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136]
当意见的分歧超越某一特定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随后沿着我们与众不同的道路前进——特别是当理论的分歧包含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更应如此。譬如，假设一个分析者[137]不重视病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仅从现在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望中去寻找神经症的因果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他必将忽略对儿童经历的分析；他必将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通过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些特定的生活目标，来弥补对来自童年期分析的事件的缺失。随后我们将对此指出：“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学派；但它不再是精神分析。”或者，另一个人[138]可能形成这样的观点：出生时的焦虑经历播下了后来所有神经性障碍（icdisturbances）的种子。因此，在他看来，把精神分析局限于这种单一影响的结果，以及向病人保证三四个月的治疗可获得成功是合理的。你们将会发现，我所选择的两个例子产生于恰好相反的前提下。这些“分离主义运动”（secessionist ovents）的共有特征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了精神分析学说中丰富课题中的一个，并以此为依据独立出来——例如，或者选择支配本能（stct for astery），或者选择道德冲突（ethiflict）；
或者选择母亲（的重要性），或者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就你们看来，这种分离现象今天在精神分析历史中已变得比在其他理论运动中更为严重，我想我是不会苟同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理论观点与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期容忍的。人们喜欢指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这种讨厌的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是我们从那些想法异于我们的人中分离出来的。这对他们毫无害处。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比从前过得更好。因为，由于与我们相分离，他们通常也就摆脱了压在我们身上的负担——它可能是幼儿性欲的臭名声，或者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被周围人认为是值得尊敬的，而站在背后的我们则恰好相反。而且，除了一个显著的例外，正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