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新论005-弗洛伊德文集（全十二册）

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或许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完全错误的观点时，我们应该对他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你们保证了我们能避开自满的危险，并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的确是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宽宏大量’。当然，我们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没有关系。也许你们恰好与我们一样正确。毕竟，谁能知道谁是正确的呢？尽管我们相互对立，但请允许我们在我们的杂志上阐述你们的观点。我们希望，作为交换，你们也能够发表你所否定的我们的那些观点。”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被滥用后，上述说法显然会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但目前，我们确实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按照传统的方法，我们仅限于提出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甘于冒犯错误的危险，因为错误是防不胜防的，我们拒绝与我们相反的观点。如果我们认为发现了某种更好的东西，我们就会在精神分析中充分地运用它，从而改变我们的观点。

精神分析的最早运用，就是引导我们去理解因我们把精神分析用于实践，而由同时代人向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其他的运用，因其具有客观性，可能会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当然，我们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人类心理的各种紊乱现象，因为一个显著的经验表明，认识与治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存在着一条从认识通向治疗或从治疗通向认识的道路。[140]而且，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唯一目的。但我们后来发现，在病理学过程和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甚至存在着内部的同一性。精神分析成为一种深蕴心理学；因为没有心理学的帮助，人们所产生的东西或所做出的事情就令人无法理解；所以，人们自动地把精神分析应用于知识的无数领域中，尤其是应用于心理科学领域，并走向这些领域前沿，获得相互交流。不幸的是，我们所要完成的工作遇到了障碍，而这种障碍又是我们这种工作情境本质所应有，所以直至今日，这些障碍仍未被排除。这类应用是以专门化的知识为前提的，精神分析者没有掌握这些专门知识，而掌握这些专门知识的那些人即专家，又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也可能根本不想对此有所知。结果在做了不知是否适当的仓促准备后，精神分析者便以业余人士的身份开始涉足诸如神话、文明史、人类文化学和宗教学等知识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的常驻专家们对待精神分析者并不比对普通的外来者更加客气些，他们的方法与成果如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专家照例是不屑一顾。但是情况在不断改善，每个领域中都涌现出一批人，他们研究精神分析，以便在其特殊课题中运用它，并以殖民者的身份，取代拓荒者。在此，我们可以期望获得极为丰富的新发现，精神分析的运用也总是进一步巩固了自身。而且，在那些科学研究远离实践活动的地方，那些无可避免的观点的分歧形式，无疑会更为和缓。

我强烈地希望指导你们理解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学中的一切应用。这些应用都是值得任何具有理智兴趣的人知晓的；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让你们听不到有关变态和疾病的内容，将会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休息。但我必须放弃这个念头，因为它将再次使我们远离该讲的范围，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在这些领域中的一些方面，我本人是最早采取行动的；但至今我已不再控制整个领域。为了掌握从我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已取得的成就，我将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

你们当中因我的这一拒绝而感到失望的人，可以从我们的期刊《意象》（Iage）中寻求弥补，该刊物专门介绍精神分析的非医学性的应用。[141]

但是，有一个主题我无法轻易略而不谈——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特别了解，或对它作了很大贡献。恰好相反，我自己与它几乎毫无关系。[142]我必须提及它，这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可能是精神分析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我所考虑的，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在抚育下一代中的应用。我很高兴，至少我能够说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143]已经把这种研究作为她的毕生事业，并以这种方式来弥补我的疏忽。

通向这种应用的道路不难找到。在对一位成年神经症患者的治疗中，当我们追踪其症状的决定因素时，常被引回到他的早期童年时期。我们对童年以后的致病因素的认识，既不足以了解该病症，也不足以形成治疗效果。因此我们被迫要熟悉病人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了一定量的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能了解到的事情，从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是有关童年的观点。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最初几年——可能直到5岁——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其所依据的理由有好几个：第一，因为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期，其后留下了各种对成人性欲生活有决定作用的诱使因素；

第二，因为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着幼稚的、微弱的自我，就像创伤对自我的冲击一样。他们除了以压抑的方式躲避内心激起的情感风暴别无他法；而正是依靠压抑的方法，他们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的疾病和功能性障碍的倾向。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困难在于下述事实：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发展的成果，包括对其本能的熟练控制和对社会的适应或至少是这两者的初步结果。他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完成这种变化的一部分；而更多的部分必须通过教育[144]强加给他。孩子们通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在这些早期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症同步的阶段——而且在所有后来产生明显疾病的儿童案例中，情况尤其如此。在一些孩子身上，神经症疾病并不是等到成年时才产生，而是在童年期就已发生了，他们给双亲和医生带来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精神分析疗法应用于那些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症症状的孩子，还是应用于那些尚处于性格发展不顺利状态中的孩子，我们都不曾有所顾虑。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担心的是，儿童会受到精神分析疗法的伤害，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精神分析疗法表明，我们可以从这个活生生的主体身上证实我们在成人案例中（可说是从历史资料中）所推测的东西。而儿童也受益匪浅。实际上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而言，儿童是一个非常适宜的治疗对象，其疗效彻底而持久。当然，成人设计的治疗技术必须做大的改动，从而能适用于儿童。儿童在心理上迥异于成人。因为他尚未拥有超我，故而自由联想的方法还不能被他接受，移情作用也异于成人（因为生身父母仍然健在）。成人所反对的那种种内部抵抗，在儿童身上大部分都为外在的困难所取代。如果父母使自己成为这种抵抗的工具，那么精神分析的目的——甚或精神分析自身——经常会受到威胁。

因此，通常有必要把对儿童的精神分析，与对其父母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儿童精神分析与成人精神分析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因下述情况而减小：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许多婴儿的性格特征，以至于精神分析者（须重新使自己适应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特定的儿童精神分析的技术。儿童精神分析自然成了精神分析者的领域，并且这种情况无疑将持续下去。

我们的大多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症阶段。这一认识萌发了一个在卫生方面的挑战。可以设问：正如今天我们不能等到发现儿童已患上白喉病才给注射预防针那样，即使儿童尚未显示出失常的迹象，作为一种保证其健康的措施，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是否有利？目前，对该问题的探讨仅具有学术意义，但我在此可以大胆地考虑它。然而，就这么一个建议，对我们大多数的同时代人来说，不啻受到残暴的**，而且纵观大多数为人父母者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我们眼下真是应该放弃任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愿望。这类针对神经症疾病的预防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却也要以一个全然是另一种结构的社会为先决条件。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这一口号现在只能在别的社会中找到。至于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这要我们自己来弄清。儿童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本能，就不可能毫无限制地给他们实现所有冲动的自由。对儿童心理学家而言，上述给儿童自由的做法可能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实验，但对父母来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并且儿童自己也将深受其害，这种危害有的很快就显示出来，有的则在以后的岁月里显示出来。因此，教育必须对儿童的冲动实行抑制、禁止和压抑，而且这种情况在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充分可见。

然而，我们从精神分析中得知，正是这种对本能的压制隐含着神经症疾病的危险。你们会想起，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这种情况的产生[145]。因此，教育必须在不干涉的斯库拉和挫折的卡律布狄斯之间去寻找出路[146]。除非该难题完全不能被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能寻找到适合途径，以使教育取得最大成效，产生最小伤害。因此，问题在于确定对儿童本能禁止多少，什么时候禁止，用什么方法禁止。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下述事实：我们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天生的气质倾向，以至于同样的教育过程对所有的儿童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某种及时的反省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教育在完成其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而且对孩子伤害很大。如果教育找到了合适的途径，并理想地执行其任务，那么它就有希望消除某种致病因素——即童年期的意外创伤的影响。如果现在我们考虑到教育者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到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推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给予儿童适当的爱而又仍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唯一适合教育者工作的准备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最好的方法是教育者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因为即使有关精神分析的一切都听说过或做过，但没有亲自体验过，也不可能掌握精神分析。对教师和教育者的精神分析与对儿童本身的精神分析比较而言，前者似乎更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践。

尽管只是作为一种附带的考虑，我们仍应提及一种间接的方法，该法通过精神分析有益于培养儿童，而且将日益产生更大的影响。凡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从中受益匪浅的，并且洞悉自己的培养方式的缺陷的父母，都将会更好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并在许多他们自己不曾被宽容的方面更宽容孩子。

在精神分析者致力于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另一些研究正在讨论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在此，我仅仅是再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并让你们看看大门后的那些房间，而没有引你们进入。[147]我肯定，如果你们不放弃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够学到许多关于上述主题的新颖而且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尚未结束教育这个话题时，我必须谈谈它的另一个特殊方面。据说——这无疑是合法的一每种教育都有一个派别性的目标，它努力把儿童培养得适应已建立的社会秩序，而不考虑该秩序有多少价值和多少稳定性。如果（有人争辩说）人们承认我们目前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陷，则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盟也就无法合理地为社会秩序服务：它必须赋予另一个更高目标，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然而，以我看来，这种争论在此是不正确的。上述要求超出了精神分析的有效功能。同样，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他不必考虑患者是否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自杀者抑或一个罪犯，也不必考虑他是否值得活下去或者是否有人希望他活下去，因为这并不是医生的职责。上述人们期望赋予教育的另一目标，也将是一个派别性的目标；而在两种派别间进行取舍不是精神分析者的事。我完全没有考虑情况的这个方面，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与已存社会秩序相矛盾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就将被拒绝。

但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打算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叛逆者，它就将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责任。如果它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尽到了本分。这种教育包含了众多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任何人在今后的生活中都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我甚至以为，革命的儿童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打算与你们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式的精神分析。15年前我就论述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方面[148]，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阐述它；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这15年间我们所取得的经验。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而诞生的。尽管它现在的内涵已超过了该范围，但仍未脱离它的原始基础，而且，为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发展，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导致我们理论产生的种种积累起来的观念，是不可能以其他方法获得的。我们在治疗中所遇到的失败，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过分推测——毕竟我们在工作中没有推测也不行——的有效保证。很早以前，当精神分析的确有助于患者，而且是作为一种方法有益于患者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了[149]；今天，我则要考察一下精神分析方法取得了多大成就。

你们可能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治疗狂，故而也不存在我因沉溺于对精神分析的赞颂而滥用此讲的危险。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在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者时，那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对我说：“你的所有观念都是精密而且明智的，不过，让我看一看你用精神分析治愈的案例吧。”在人们排斥令人不舒服的新异观念时，有许多先后成功的手段，而上述说法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它已像许多其他手段一样过时了，因为精神分析者也收集了大量来自被治愈的病人的感谢信。这种比较没有到此为止。精神分析法确实是像其他治疗方法，它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自己的困难、局限和适应范围。曾经一度，有人对精神分析有所抱怨，认为由于精神分析不敢公布它的任何成功统计资料，因而不必认真地对待这种疗法。从那以后，艾丁根（MaxEitgon）博士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发表了对精神分析最初10年的成就的评论。[150]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没有提供精神分析自夸的资本，也未提供它自惭形秽的依据。不过，这类统计一般而言不具有启发性，有作用的材料如此不纯，以至于其中大量材料反而证明了别的方法。考察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是更为明智的。而且我在此想补充说，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Lourdes）[151]的治疗相媲美。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的人远比相信潜意识存在的人多得多。如果我们要求助于我们的竞争者，就必须对精神分析治疗与其他心理疗法（psychotherapy）进行比较。现在几乎不必提及治疗神经症的器质性躯体疗法。精神分析疗法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步骤，与医学中这一特殊分支所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没有贬低它们的价值，也没有排斥它们。

一个喜欢自称为心理治疗家的医生把精神分析疗法用于他的病人，同时又根据病例的特殊性和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环境采用其他任何治疗方法，这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实际上，使医学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正是治疗技术。因此，外科术和矫形术不得不从同样的方式中分离开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它不可能像一副眼镜那样好使：阅读时戴上它，而外出散步时取下它。

因此，一个医生要么全盘照搬精神分析，要么丝毫不碰精神分析。就我所知，那些有时特别使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心理治疗家并不拥有坚实的分析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把分析的“毒牙”拔掉了；他们不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医学实践中，一个分析家和一个仅限于采用其他技术的心理治疗家的合作，将会有利于益处甚大的目的。

与其他心理治疗步骤相比，精神分析疗法无疑是最有效的。这样说也是合理而公正的，因为该疗法大都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用于轻度病症的案例中。在适宜的案例中，使用这种方法有可能消除障碍，并引起变化，这些变化是在前分析时期人们不敢抱有希望的。但该疗法也有其相当明显的局限性。我的一些继承者们有着治疗上的抱负，他们最大努力地消除障碍，从而使每种神经失常都可能被精神分析治愈。他们致力于把分析工作压缩到一个更短的疗程，加强移情作用，从而使移情作用有可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移情作用与其他的影响方式联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这些努力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就我看来，又是徒劳无功的。它们还带来了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方法而陷入无穷尽的实验过程中。[152]这种期望每种神经症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我猜想是来自于门外汉的一种信仰，即神经症都是无权存在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而事实上，它们是严重的、由素质（nstitution）所构成的疾病，该病在个体身上不只是发作几次，而通常是持续很长时间乃至终身。我们的分析性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广泛地受到影响，如果说我们考虑到了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疾病诱因和偶发的次要因素，却在实践中忽略了素质上的因素，而且在任何案例中，我们对这一因素都无能为力；但在理论上，我们还是应该始终记住它的。根据精神病与神经病的紧密关系看，由于分析疗法很难从根本上接近精神病，这使我们局限于对神经症的治疗。精神分析的疗效仍受缚于很多重要的而又难以掌握的因素。对于儿童，可能阻碍治疗获得成功的困难，都是与其父母相关的外部因素，不过，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成人而言，困难则首先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心理性僵直的程度和疾病的类型，而在类型中还含有更深刻的决定性因素。

人们常不公平地忽略上述第一种因素。无论心理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旧条件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重新回复生活中的。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有些变化似乎是明确的，而且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理伤痕。在另一些场合，人们则认识到患者心理生活的普遍僵化；人们完全可以为其另谋途径的心理过程，似乎没有能力放弃原有的轨道。但这可能与我刚才所提的是同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它罢了。人们似乎一再发现，正是这种治疗缺乏必要的内在动力，因而阻碍了变化的发生。与我们所能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相比，患者的特殊的依从关系，某种特别的本能成分，是过于强大了。就精神病而言，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对这些疾病真是太了解了，知道该在哪里运用这些杠杆，只是这杠杆尚无法撬起那堆重物。的确，未来的希望就在这儿：我们对激素作用（你们知道它们都是些什么）的认识可能会向我们提供一定的取胜手段以便与这些疾病所具有的数量因素进行抗争；不过，现在我们距离那天还远着。我明白，所有这些问题中的不确定性，正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趋于完善的一种恒常激励。精神分析的初学者们面对失败时，尤其搞不清到底应该抱怨案例的奇特呢，还是抱怨自己在治疗过程中的笨拙。但是，如前所述，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

限制分析法取得疗效的第二因素即来自于疾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疗法的应用领域是各种移情性神经症——如恐怖症、癔症、强迫神经症——此外，还有各种已经形成并取代这些疾病的性格异常。而与此有别的所有其他疾病（如自恋的和精神性的症状）都或多或少是不适宜分析的。小心翼翼地排除这些案例以预防治疗失败是完全合理的。这种谨慎在分析的统计方面将导致一个重要的进步。不过，这里有一个陷阱。我们的诊断常常是在治疗之后才做出的，它们与我在雨果的作品中读到的苏格兰国王识别女巫的测验[153]相似。这个国王声称，他掌握了一种识别女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他把这个女巫放进沸水锅里煮，然后品尝肉汤。随后他便可以说“这就是女巫”，或“不，那人不是女巫”。我们的情形与此相同，只是除了我们是受害者外。只有当我们对前来求医的病人用分析法考察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或以同样的方式考察前来受训的考生），我们才能对其做出判断。我们实际上非常盲目。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不适，无法确诊。但经过这段预诊期之后，很可能明白该例不适宜于分析疗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此人是考生，我们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们还要继续一段更长时间的诊断，以期能够对他的状况有更好的理解。病人已经通过增加我们的失败记录而报复了我们，而遭到拒绝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话，就可能通过亲自撰写关于精神分析的书来报复我们。恰如你们所见，我们的谨慎是徒劳的。

我担心这些详尽的阐述让你们感到兴趣索然了。但如果你们要认为我打算低估你们关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疗法的观点，我将更感遗憾。或许我的开头的确没讲好。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指出分析法的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来为这种局限性辩护。考虑到同样的目的，我转向了另一方面：即对精神分析费时过久的指责。就这方面，应该说，精神的变化实际上是缓慢发生的。

如果变化太快、太突然，反而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对极严重的神经症的治疗，可能极易延续数年；

但治疗一旦成功，我们则应该考虑，这种疾病若未治好，还会延续多久？也许治疗一年就缩减了患病的10年时间；换言之（正如我们在未得到治疗的案例中通常所见），这种疾病是根本不会自愈的。在有些案例中，我们有理由在许多年之后恢复分析法治疗，因为那时生命已对新沉淀下来的诱因产生了新的病理反应；但在同一时期，我们的病人还自我感觉良好。第一次分析实际上并没有阐明病人所有的病理倾向；而当分析疗法取得成功时，分析者自然就会停止继续进行分析。

还有一些有严重障碍的病人，其一生都受到分析的监护，并不时地重新接受分析。否则他们就完全不能自立，我们应该高兴，通过逐渐的反复的治疗，他们能够恢复健康了。对性格异常的分析也需要很长的治疗时间；但通常是能成功的。你们知道还有其他疗法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吗？当然，仅有这样的疗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过我们已从肺结核和狼疮的例子中认识到，只有当某种疗法适合于疾病的种种特性时，该疗法才可能成功。[154]我已经告诉你们，精神分析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但我想使你们感兴趣的不是作为一种疗法的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所包括的真理，尤其是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人类的信息——即人的自身本性——以及它所揭示的人类各不相同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为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但它的确是最有效的。可以说，如果它没有治疗价值，不与病人相联系，它就不会被发现，不会持续发展达三十多年。

第35讲宇宙观问题[155]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次的讲演中，我们谈的都是些日常琐事——就好比是在整理我们简朴的房宅。我提议，现在我们应该大胆地迈出一步，回答一个别人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精神分析会导致一个特殊的宇宙观吗？如果会，会是什么样的宇宙观呢？

我想，“Weltanschauung”（宇宙观）恐怕是德文所特有的一个概念，要把它译成外国文字恐怕有困难。假如我尝试着为你们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在你看来必定是笨拙的。我认为，宇宙观是种理智的结构，它基于某种凌驾一切的假设，统一地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因此，它没有留下任何尚未做出解答的问题，而且，我们所关心的一切事情都可在其中找到固定的位置。

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宇宙观，是人类美好愿望之一。信奉它，人们就能在生活中拥有安全感，就能知道追求什么，怎样才能最恰当地对待自己的感情和兴趣。

如果这就是宇宙观的性质，那么就极易做出有关精神分析的回答。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一种深度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精神分析建构一种自己的宇宙观是不合宜的，它应该接受一般科学的宇宙观。但是，科学的宇宙观已经很显然地异于我们的定义。诚然，它也规定了对宇宙解释的统一性；但其解释仅仅是作为一个纲领，该纲领的实现有待于将来。

除此之外，它具有各种消极的特征，局限于目前所知的一切，并且强烈反对某些特定的异己成分。

它断言，除了对认真检查过的观察资料所进行的理智研究——换言之，即我们称为调查研究的东西——就不存在其他获得宇宙知识的源泉了，同时。没有任何知识产生于天启（revetion）、直觉（tuition）或预卜（divation）。这个观点好像是在最近这几个世纪中才逐渐得到普遍的承认；而到我们这个世纪，却发现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反对意见，认为像这样的宇宙观同样毫无价值，不受人欢迎；它忽视了人类理智的要求和人类心理的需要。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再猛烈的抨击也不为过。它毫无根据，因为理智和心灵恰恰和任何非人类存在物一样，也同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精神分析拥有一种特权，可在这一方面为科学的宇宙观辩护，因为人们无法指责它在宇宙图景中忽略了心灵事物。它对科学的贡献，恰恰在于把研究伸向了心灵领域。附带说一句，没有这样的心理学，科学就不会完整。然而，如果把对人类（和动物）的理智与情感功能的研究包含在科学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科学态度总体上没有改变，也尚未形成新的知识源泉或研究方法。即使存在直觉和预卜，它们也不会成为科学的源泉。但它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幻想，是对愿望性冲动的满足。也不难看出，对某种宇宙观的这些要求仅仅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科学注意到下述事实：人类心理产生了这些要求，并准备考察它们的源泉，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要求是合理的。相反，科学把这种情况视为一种警告，从而小心翼翼地把每种幻想以及类似的情感要求的产物，与知识区分开来。

这决不意味着，这些愿望将会被轻蔑地抛弃或其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将会被低估。我们将描绘出这些愿望得到满足的状况，这些满足是人们在艺术作品以及宗教和哲学体系中自己创造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下述事实：允许这些要求进入知识领域，将是不合理的，也将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就会打开通向各种精神病——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精神病——的道路，而且将会把人们大量的宝贵精力从直接指向现实的努力中抽取出来，以便尽可能地去满足其愿望与需要。

从科学的角度看，在此人们无可避免地要运用批判的能力，继续做出反对和驳斥。有人声称，科学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领域，宗教和哲学是其他领域，它们至少与科学是等价的；因而，科学无权干涉其他两个领域：双方都有相等的权力成为真理，而且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做出选择，并从选择中吸取信心，寄托信仰。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极其优秀、宽容厚道，摆脱了狭隘的偏见。但不幸的是，它站不住脚，而且具有完全属于非科学的宇宙观的一切有害特点，在实际上它也就等同于后者。事实很简单：真理不具有宽容性，它不容许妥协或限制。

精神分析新论005（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