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已学会如何根据经验法则和现实来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现在若要求他们切身的利益完全托给自由行使职能而不受理性思维制约的一种权威，这未免有些太过分了。说到宗教向其信徒承诺的保护，我想，如果汽车司机宣称，他驾驶汽车绝不受交通规则的约束，而是根据他那异想天开的冲动，那么，我们当中甚至没有人会打算坐到他的车中。
宗教为保护自己而做出的限制人思想的禁律，不能不危及个人和人类社会。分析的经验已告诉我们：虽然像这样的禁律最初是局限于某个特殊领域，但它往往向外扩张，后来便成为患者日常行为中各种严厉抑制的起源。该结果也可在女性**中找到，这些女性甚至在思想上都不准涉及性。[161]传记可以表明，几乎所有的已故名人，在其生活经历中都受到因宗教对思想的限制而引起的伤害。另一方面，理智（或用大家熟悉的名称——理性来称之）是一种力量，在对人类施加一种统一的影响方面，我们可以对它抱有极大希望——人类是很难团结一致的，因此几乎难以实行统治。可以想象，只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乘法表和度量单位，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能啊。我们对将来最好的希望是，理智——科学精神，理性——能够逐渐建立起在人类心理生活中的主宰地位，理性的本质是一种保证，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情感冲动以及给予其所决定的东西以它们应有的地位。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统治所实行的普通制度，将被证明是团结人类的最有力的纽带，并将引向进一步的团结。无论是什么，只要它像制约思想的宗教戒律那样，反抗这样的进步，它对人类未来而言就是一种危险。
于是，人们会问，宗教为什么不以下述坦率的申明，来结束这场对它而言毫无希望的争论呢：
“事实是，我不能给予你们一般所谓的‘真理’；如果你们需要那东西的话，你们就应坚守科学。
但是，我要提供给你们的，相对你们能从科学中所获得的一切而言，是更美丽，更令人宽慰，也更使人高兴的东西。因此，我告诉你们，宗教是另一更高级含义上的真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宗教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认，因为这将使它丧失所有对人类大众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一种真理，即日常语言意义上的真理。他无法想象更高级的或最高级的真理会是什么样子。
对他而言，真理似乎与死亡一样，是没有等级程度之分的；他无法从美飞跃到真。也许你们会像我一样，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因此，斗争尚未结束。宗教宇宙观的支持者信奉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问道：“这种科学是什么？它竟倨傲地诽谤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几千年来一直给无数的人带来帮助和安慰的宗教？它迄今为止实现了什么呢？今后我们能期望从中获得什么呢？它自己也承认，它无法带来安慰与兴奋。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它的理论又怎么样呢？它能告诉我们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宇宙产生之前是什么样的吗？它能向我们描绘一幅清晰的宇宙图景吗？或向我们表明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无法解释的生命现象或说明心灵力量怎么能作用于无生命物质吗？”如果它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它表示尊重。
但至今它尚未解答任何一个问题。它向我们提供种种所谓的发现的碎片，而无法使之相互协调；它收集事件发展过程中一致性的观察材料，并把这种种一致性称为法则，提出其狂妄的解释。你们想想，科学赋予其发现的必然性是多么微小啊！它教导我们的一切都仅仅是暂时正确的：今天被称赞为最明智的东西，明天可能被否认，而代之以别的东西，尽管这东西将再次被证明仅仅是暂时的。于是，最新的错误被认为是真理。而且，为了这个真理，我们将牺牲我们的最高利益。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只要你们自己是受上述言论冲击的科学宇宙观的支持者，这种批评就不会过于严重地动摇你们的信心。在此，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一段曾传遍奥匈帝国的话。有一次，那个“恶魔”[162]对着他所厌恶的议会大声咆哮：“这不是一般的反对意见！它是派别性的反对！”
与此类似，正如你们所知，宗教以一种不公正的、邪恶的方式，夸大地指责科学尚未解决有关宇宙的问题。科学的确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取得这些伟大的成就。因为科学非常年轻——是较晚形成的人类活动。仅选几个日期为例，我们应该记住，开普勒（Kepler）发现行星运动法则距今只有大约300年；把光分析为各种颜色的光谱，并建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逝于1727年——也就是说，距今不过200多年；拉瓦锡（Lavoisier）仅是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才发现氧的。相对于人类发展的历程，个体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现在我是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了[163]；然而达尔文（Dar）出版其著作《物种起源》时，我却早已出生了。同年即1859年，镭的发现者居里（Piere Curie）也诞生了。即使你们再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希腊时期精密科学的起源；追溯到阿基米德（Archides）；追溯到哥白尼（Copernic）的先驱、萨姆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Aristarch of Saos，大约公元前250年），甚至追溯到巴比伦时期天文学的最早开端，也只不过涵盖了人类学家所确定的人类从类人猿形态进化到人的、肯定有十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而且，我们应该记住，上个世纪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新发现，带来了科学如此之迅猛的进步，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科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批评的正确性。科学的前进的确是缓慢的、摇摆不定的和艰辛的。这一事实无可否认或改变。难怪在另一个阵营中的先生们感到不满意。他们被宠坏了：
“天启”使得他们过得安逸自在。科学研究的进展一如精神分析的进展。我们把各种期望带入工作中，而这些期望又必须严格地加以控制。在观察中，我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会发现某种新东西；但一开始，它们只是一些不能黏合的碎片。我们提出推测，建立假设，倘若没有进一步证实，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些推测和假设。我们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准备，用以等待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放弃了早期的信仰，以免因它们而忽视那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最后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有了回报，那些支离破碎的发现自行组合起来了，我们因而洞察到精神事件的全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以从事进一步的工作了。但在分析中，我们不得不在没有实验所提供的帮助下进行研究。
而且，在对科学的批判中存在着大量的夸张。认为科学盲目地从一个实验摇摆到另一个实验，它用一个错误取代另一个错误，这都不是真的。科学通常像雕塑家摆弄自己的泥制模型，孜孜不倦地修改着这一样稿，或者往上加点什么，或者拿掉一些什么，直到达到一种满意的程度，即他感到作品与他所看到或想象的物体相似了。此外，至少在那些更古老和更成熟的科学中，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一种坚实的基本原理，它只被修改过和改善过，却没有被推翻。在科学活动中，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批判中的那么糟糕。
对科学的这些猛烈的污蔑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尽管科学目前还不完善，而且困难重重，但对我们而言，科学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它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进步。而宗教的宇宙观则不然，它的要点完美无缺，如果它曾经是谬误，那么它肯定永远都是谬误。对科学的贬低绝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努力考虑到我们对外部真实世界的依赖性，而宗教却是一种幻想，它的势力来源于我们各种本能的欲望性冲动。[164]我有责任接着考察与科学宇宙观相对立的别的宇宙观；但我极不情愿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严格地说，我没有能力评判它们。所以，在听以下论述时，你们必须记住这个限制条件；而且倘若你们对这种考察有兴趣的话，你们应当到别处寻找更好的指导。
在此，我必须首先提及哲学的各种不同体系，它们敢于根据那些多半是遁世的思想家的想法来描绘宇宙图景。我已经努力对哲学的特征作了普遍的考察［见第160页］，但我恐怕不具备少数人那样的资格，他们曾经建立了对哲学不同体系的评价。因此，我请你们一同考察另外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能被忽视的。第一种宇宙观好似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复本，而且可能就来源于它。当然，过去就已有这种理智的虚无主义者（tellectual nihilists），而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似乎冲昏了当今虚无主义者的头脑。他们的确是从科学出发的，但他们设法迫使科学自我取消，乃至自绝；他们派给科学一项任务，即通过否认自己的各种权利来消除自身。在这方面，人们通常认为，虚无主义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态度，上述任务一完成，它就不复存在了。一旦科学被消灭了，这个虚空出的空间就可能被某种神秘主义填满，甚或被陈旧的宗教的宇宙观所填满。按照无政府主义理论（anarchist theory）来讲，并不存在像真理那样的事物，即对外部世界的确定认识。我们所公布的像科学真理的一切都不过是我们自身需要的产物，因为这些需要一定会根据外部条件来获得满足：这再一次证明，它们是幻想。归根到底，我们只能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只能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这是绝无例外的。因为真理的标准——与外部世界相一致——是不存在的，它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毫不相关。它们都同样正确或同样错误。任何一个都无权指责另一个是错的。
对认识论有兴趣的人可能发现，探索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借以成功地从科学中得出上述结论的途径——即诡辩论（sophistry）——是富有**力的。无疑我们将会遇到类似于那些来自众所周知的克里特人（Cretan）的悖论（paradox）中的情况，克里特人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撒谎者。[165]但我既不希望也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只要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涉及关于抽象事物的看法，它听起来就具有神奇的优越性，但它向现实生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不成功的。现在，人们的行动是由他们的观点和知识所支配的；正是这个同样的科学精神推测出原子的结构或人类的起源；设计了一座能够承受重物的桥梁结构。假如我们信仰的一切均无足轻重；假如根本不存在知识因与现实相符而相悖于我们的观念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硬纸片而不是用石头来造桥，就可以把催泪瓦斯而不是乙醚当作麻醉剂。但即使是这些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将强烈地否认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的这种应用。
另一个反对意见更要严肃对待，在此，我对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深感遗憾。我想，关于这件事，你们比我了解得更多，你们大概早就立场分明，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研究，关于经济体系对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的影响的研究，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我当然无法说清楚，他的观点具体有多少正确性或错误性。我明白，甚至是那些比我受到更好教育的人也不易说清。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着令我奇怪的主张，诸如，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阶层的变化按一种辩证的过程相继产生。我想我还远不能认为这些主张是正确的；对我而言，它们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相反，倒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积淀物，毕竟马克思曾有一个时期受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抛弃自己的外行看法，即社会的阶级结构起源于那些早在历史发端之际差异微小的部落[166]间所发生的斗争。我是这么想的，社会差别最初是氏族或种族间的差别。胜利不仅取决于体质上攻击性的程度等心理因素，同时也取决于部落内部组织的牢固性以及诸如拥有优越武器等物质因素。生活在同一领土上，胜利者就变成了主人，而被征服者就成了奴隶。在这种情况中，找不到任何自然法则或概念化的（辩证的）进化迹象。另外，由于对自然力量的日益控制，人们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更有成效，因为人们总是让他们新近获得的有威力的工具，为其攻击行为效力，并且用以彼此斗争。金属——青铜和铁——的采用结束了那一整个年代的文化及其社会制度。我的确相信，正是火药和火器废除了武士制度和贵族统治；而且俄国的专制统治也早就注定要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不管欧洲的皇室如何盛行近亲繁殖，也生育不出在火器的爆炸威力前能够刀枪不入的沙皇来。
<!--PAGE 10-->由于大战之后爆发的经济危机，我们的确可能正为此付出我们最近才获得的对大自然的胜利即对天空征服的代价。这说起来不太好懂，但至少是可清晰地辨认出这根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英国政治所据的安全，从海洋所冲刷出的海岸中获得了保证。但是在布莱里奥（Blériot）乘坐自己的飞机飞越海峡的时候，这种保护性的隔离状态就被打破了；而在德国人齐柏林[167]（在和平时期的一次演习中）巡航于伦敦上空的那个夜晚，反德战争无疑已提前定局了。[168]在这方面还不应忘记德国潜水艇的威胁。
我用上述极少的不充分的言论向你们谈及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这使我一直感到惭愧。我也知道，我并没有涉及任何对你们而言是新的东西。不过，我只想使你们注意到下述事实：
人类与其对大自然的控制——他们从这种控制获得了打自己同胞的武器——的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经济活动。我们似乎远离了宇宙观问题，但我们不久就会言归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显然不在于它的历史观或以历史观为基础的对未来所作的预言，而在于它英明地指出了人类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道德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样就揭示了许多从前几乎完全被忽视的因果关系及其内涵。但不能假定，经济动机是社会中唯一决定人类行为的动机。不同的个体、种族和民族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表现各异，仅这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就足以证明，经济动机（enoic otives）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当谈论到活着的人的种种反应时，实在难以理解人们怎么能够忽视心理因素；因为这些反应不仅与经济条件的建立有关，而且，只有处于这些条件的控制之下，人们才能利用他们最初的本能冲动——如自我生存本能、攻击性、对爱的欲求和趋乐避苦的倾向。在较早的研究中，我还指出了超我提出的重要要求——这个“超我”（super-ego）代表着传统和过去的理念，而且将在一段时间里抵抗新的经济状况的刺激。[169]最后，我们应该记住，大多数受到经济必然性制约的人也经历了这个文化发展——另一些人可能称为文明[170]——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无疑受到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与有机物过程相比，它在起源上自然是独立于那些因素的，而且表现出完全有能力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171]它转移了本能的目标，并促使人们开始反抗他们从前加以忍受的一切。而且，科学精神的日益强大似乎构成了它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有谁能够详细地阐明这些不同的因素——如人类一般的遗传素质，人类的种族变异和文化变迁——在社会等级、职业和谋生能力的条件下彼此抑制和促进的情况，谁就能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它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所探讨的是人类的社会行为，故而它也只能是应用心理学。严格地讲，只有两种科学：一是心理学包括纯理论的和应用的，一是自然科学。
<!--PAGE 11-->经济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新近的发现使得人们跃跃欲试，要亲自运用革命的手段来引起经济关系的变革，而不是听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得到实现，便获得了一个宇宙观所具有的力量、自足性和非他性；但同时也获得了与其反对之物的不可思议的相似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最初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科学和技术之上的，但它却制造了一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限制一如宗教昔日的冷酷。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考察都被禁止，对其正确性的质疑遭到了惩罚，其方式与天主教会对异端邪说的惩罚如出一辙。马克思的著作作为一种启示的源泉，取代了《圣经》和《古兰经》，尽管它们与那些古老的经书一样，不乏矛盾和晦涩之处。
虽然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情地抛弃了所有的唯心主义体系和幻想错觉（ilsions），但它自身又产生了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与前者相比，并没有减少其可疑性和不可证实性。它希望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来改变人性（huan nature），从而使人们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几乎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将自觉地承担起劳动的责任。同时，它把种种社会必需的对本能的限制转移到别处去；把威胁所有人类组织的攻击性倾向移向外面；并从穷人对富人和如今的无权者对过去的当权者的仇视中寻找支持。但是，像这样的人性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新秩序尚不完善并遭受外部的威胁，布尔什维克党人目前所煽起的群众的这股热情使人们无法肯定，在将来这种秩序就能建立并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就像宗教一样，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得不弥补其信仰者现在所蒙受的痛苦和生活的穷困，于是，它向人们承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时，一切需要都将得到满足。这样的天堂无论如何将在今生，在地球上建立起来，并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展示出来。但我们应该记得，犹太人——他们的宗教无视来生——也期望救世主降临人世；中世纪基督教徒曾很多次相信，上帝的王国近在眼前。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主义必将对这些反对意见做出答复。它会说，只要人性尚未被改造，就有必要利用如今这些对他们有影响的方法。没有对教育的强制，没有对思想的限制，没有对武力的运用，直至流血，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如果我们不给人以你所称的“错觉”，将无法使他们默认这种强制。有人会有礼貌地问我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切呢？这就把我们问住了。
我想不出有什么妙计。我应当承认，这种实验的种种情境足以吓倒我和像我一样的人，从而不敢一试；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不是绝无仅有的人。有些活动家，一旦着手于他们的雄图大略时，就信仰坚定，绝无疑虑，更无凡人所具有的痛苦感。我们应该感谢这类人。因为他们，使创建一个新秩序的惊人实验目前正在俄国实际地进行着。当很多国家宣称他们只是在保持基督教的虔诚中期待被拯救时，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尽管尚有许多令人不快的细节——却似乎不失为一种传递更美好的未来的信息。不幸的是，无论是我们的怀疑，还是另一方的狂热信仰，对如何揣测这个实验的结果，都未提供暗示。这个实验的未来会回答我们；它可能会表明：这个实验进行得太早了；要对社会秩序进行彻底改变，成功的希望渺小，除非新的发现增强了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从而使我们的需要更易得到满足。可能只有到了那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可能既消除群众的卑俗需要，仅把注意力倾向于个体的文化需要。当然，即使到那时，我们仍然不得不与种种困难做斗争；
<!--PAGE 12-->人性的不驯服的特征，向所有的社会都会显示出这些困难。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在结尾处，就上述有关精神分析与宇宙观问题的关系，做一个总结。我认为，精神分析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宇宙观。它并不需要自己的宇宙观；它是科学的一部分，故而能够遵循科学的宇宙观。但是，论述这种关系几乎不值得用如此宏大的标题，因为科学宇宙观并非包罗万象，它极不完善，也不认为是自足的，能建构种种体系。人类的科学思想仍然很幼稚；还有太多的重要问题尚无法解决。建立于科学之上的宇宙观，除了对外部真实世界的强调之外，其性质主要是消极的（例如，服从真理，拒绝幻想）。我们的同胞中，若有人不满于现状，要求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暂时安慰的地方，他们尽可以到他们所能得到这种安慰之处去寻找。对此，我们无可指责，也帮不上忙；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而改变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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