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半黑车
1986年7月18日深夜，北京站广场灯火昏黄。
北京市宣武区陕西巷的无业青年高瑞斌，揣着兜里仅剩的几毛钱，蹬着破旧的三轮板车，在人群中寻找着“肥羊”——他干的，是当时被称为“蹬黑车”的私拉乘客营生。
将近午夜，他在前门箭楼东侧，瞄上了一个背着鼓鼓囊囊旅行包、正在路边张望的男青年。
“哥们儿，要车不？包送，还能介绍稳妥旅店，统共就给‘一张儿’。”
高瑞斌凑上前，用那个年代的黑话报出十块钱的价码。“一张儿”指的就是印着“各族人民大团结”图案的十元纸币。
男青年打量了他几眼，点头上了车。三轮车吱呀作响，载着两人拐进了宣武区陕西巷深处的一家小旅馆。可偏偏不巧，旅馆挂出了“客满”的牌子。
“说好了住上店才给十块，现在没住成，我一分没有！”男青年态度坚决。
到手的“大团结”要飞，高瑞斌心头火起，眉头一皱，压低声音：“这都半夜十二点多了，您上哪儿找店去？这么着，不行……您住我家去？”
男青年警觉地问：“你家远吗？都有谁？”
“不远，就拐弯儿。家里就我一人儿。您要去，还按十块钱算。”高瑞斌尽力让语气显得诚恳。
听着便宜，又看夜深人静，男青年——后来得知是湖南某县的业务员小李，犹豫片刻，还是点了头。
二、 引狼入室
高瑞斌住的是一座三户合居的杂院，此时夜深人静，另外两户窗内漆黑，鼾声隐约可闻。他掏出钥匙打开自己那间屋门的挂锁，侧身让小李先进。
小李进屋后，借着昏暗的灯光迅速扫视：一个大衣柜，一张双人床，墙角堆着锅碗瓢盆，生活气息很浓，不像电影里孙二娘开的那种黑店，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两人合衣躺在那张双人床上。睡前闲聊，小李自报家门，说是湖南来的业务员，还随口感慨：“这趟不容易，带了一万多块钱，想着在京里办点紧俏货回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万块”这三个字，像一根钢针，狠狠扎进了高瑞斌心里最敏感的部位。
后半夜，窗外淅淅沥沥下起了雨。高瑞斌一觉醒来，听见身边陌生的鼾声，先是吓了一跳，定神才想起睡前的事。
潇潇夜雨，敲打着他的心绪，往事翻涌：自己三十一岁了，人生最好的年华却四进宫的“履历”；刚从“圈里”出来这几个月，倒腾西瓜、茄子，挣那点钱连酒钱都不够；还有那压得他喘不过气的五千块赌债，以及根本不敢想的媳妇……“光棍苦啊！”
“一万块！”这个数字在他脑海里疯狂回响。有了它，赌债能还清，还能逍遥好一阵子！
偷？虽然是自己老本行，可这是在自己家，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为了那“一大捆”票子，他恶向胆边生，决定“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杀心既起，他悄然翻身下床，摸黑来到院中，在墙角掂量着捡起两块沉甸甸的铺地方砖。
回到床边，他看着黑暗中熟睡的小李，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气，将方砖狠狠拍了下去！
紧接着，他又抽出蒙古刀，扯过毛巾被……一切发生得很快，没太费事。
他喘着粗气，在黑暗中用毛巾胡乱擦着满手的黏腻，然后迫不及待地开始“探囊取物”。
当他翻遍了那个旅行包和死者所有的衣兜后，气得浑身发抖，差点当场抽自己耳光——哪有什么一万块！里里外外，只翻出一百多块钱！
“嘿！！！我X！”他内心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这到了阎王殿，我也得跟小鬼儿喊声‘冤’！”
三、 兄弟的抉择
雨停了，天光微亮。高瑞斌从狂躁中清醒过来，看着眼前的烂摊子，开始手忙脚乱地“料理后事”。他将尸体塞进了双人床的床底下。
7月19日上午，住在东城的弟弟高瑞华正在家轮休，大哥高瑞斌突然找上门。一进门，这个向来混不吝的大哥，竟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
全家人都被这反常的一幕弄糊涂了——他长这么大，哭的次数屈指可数。
高瑞华小心翼翼地问原因，大哥只是反复念叨：“尽干对不起家里人的事了……我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具体什么事，却死活不说。
过了一会儿，高瑞华被大哥拉着出去买烟。回来时，又被大哥神秘地“邀请”进胡同的公共厕所。
眼看四下无人，高瑞斌才压低嗓音，郑重地“通知”他：“我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