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消息如同五雷轰顶，吓得高瑞华两腿一软，差点瘫倒在污秽的地上。
“那……尸首呢？”
“在我床底下塞着呢！”
“都……都谁知道？”
“这不就跟你说一声，我再想辙。”
大哥的这份“信任”，像一道冰冷的绞索，瞬间套在了高瑞华的脖子上。
他魂不守舍地跟着大哥回家，看着大哥把手表捋下来，连同准备好的衣物、新买的两条天坛烟都留在家里，又拿出一个信封，让他按地址给青海一个劳改时认识的狱友寄去。
临骑车离开前，高瑞斌没忘了“安慰”并威胁弟弟：“放心，这事与你们无关。可你要敢报官……哼！也知道我的手段！”
大哥走了，留下高瑞华陷入巨大的恐惧和挣扎。他以上班为名，把妻子叫出来紧急商量。
报案？那就意味着亲手送大哥上刑场，兄弟情分和良心备受煎熬。不报？包庇杀人重犯，一旦查出来，自己也完了，值得吗？
法律与亲情在他心中来回撕扯了近两个钟头。最终，高瑞华一咬牙，一跺脚，对妻子说：“走，去分局！”
当宣武分局的民警根据转来的报案，赶到高瑞斌的住处时，现场触目惊心：床下的尸体、染血的衣物、行凶的方砖和蒙古刀赫然在目，屋内角落里还有一个刚挖了半截的浅坑。
心有余悸的邻居们对民警说：“你们早来一步就好了。
他下午跟我们借铁锹，说是‘堵耗子洞’，在屋里折腾了半天。刚出去没一会儿。”
四、 末路伏法
此时的高瑞斌，已成惊弓之鸟。7月20日傍晚，他转悠到了崇文区花市一带，敲开了曾一起服刑的狱友胡家的门。
胡家哥儿几个多数有过“前科”，胡某本人经过责任区民警反复耐心的帮教，已经在印染厂当了正式工人，决心改过自新。
见高瑞斌这个“底儿潮”的旧识来访，胡某还是以礼相待。
但看他愁眉紧锁、坐立不安的样子，胡某心里明白：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而且准没好事。
胡某很机灵，提着半瓶酒，端了盘花生米，把高瑞斌让进里屋。几杯酒下肚，高瑞斌长叹一声：“我完了。早晚是个死。”
胡某试探着问缘由。高瑞斌闷头不语，只要烟抽。胡某摸摸自己口袋没烟了，便陪他出去买了包“红缨”牌香烟。
回到里屋，胡某继续跟他“套瓷”：“咱这关系，你还不信我？有啥难处就说。”
高瑞斌这才吐露实情，把前夜图财害命的经过说了，并哀叹：“下午本想在家把尸首埋了，傍晚出去吃了顿饭，回来就看见胡同里停着警车，门口围了不少人，我知道事发了……吓得我把酒瓶子和一瓶准备去味的来苏水都扔了，蹬车就跑。
到和平门扔了自行车，坐出租车在市里瞎转，后来在龙潭湖猫了几个钟头。现在没地儿去，想在你这凑合一宿，再往外地跑。”
胡某内心震惊，表面却不动声色。他冷静地打定主意，假意劝慰：“好死不如赖活着，先到外地躲躲风头也行。”
随后借口出了里屋，立刻把母亲拉到一边，急促地低声说：“妈！快去派出所报告！屋里那小子杀人了！”吩咐完，他又转身回屋继续“陪”着高瑞斌。
胡母不敢怠慢，小跑着赶到东花市派出所，但话没说死，留了余地：“同志，我们家来个挺可疑的人，你们派人去瞧瞧吧。”
值班所长见不是紧急情况，便先派了两名民警跟着胡母前去查看。
民警盘问时，高瑞斌故作镇定，自称是“人民机械厂工人，住朝阳区”，说得有鼻子有眼，说着还要借“上厕所”开溜。
此时胡某已经从屋里出来，见状急了，一把将一位民警拉到旁边，压低声音急切地说：“别听他胡扯！这小子是杀人犯，快铐上，别让他跑了！”
同时，他自己蹬上自行车，再次冲向派出所搬救兵。
很快，增援民警赶到，几双有力的大手迅速将高瑞斌制服，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在他腕上合拢。从发案到主犯落网，未超过七十二小时。
1986年11月3日，经审判，高瑞斌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一场始于十元车费的贪念，最终吞噬了两条年轻的生命，也在那个年代的北京城，留下了一页法与情、罪与罚的沉重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