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样的改革，总会牺牲一部分人。”
“重制礼乐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受益！”
送刘宗周走出，朱由检感叹道。
他在决定重制礼乐时，对此就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是刘宗周这个专注学问的儒者，对此却有些难以接受。
之前朝廷要强制迁徙人是阉党、流民和宗室贵族，后来又加上了抵制汉化的异族和违法犯罪人员。
刘宗周也觉得这些人应该迁徙，对这些人利益受损的感受并不深。
如今朝廷决定要强制迁徙余丁，刘宗周顿时认识到：
这是要牺牲一部分人。
余丁有什么错误？为何要强制迁徙他们？
这和他重制礼乐、让民众安居乐业的目的完全不同，让他内心陷入矛盾。
如果不是朱由检好好劝说、又安排给他一大堆维护生民的任务，估计刘宗周有可能撂挑子不干。
那是朱由检无法接受的，他可不想自己的重制礼乐中途换人，让民众失去信心。
但是不管怎么说，余丁迁徙的政策不可变，大明的土地已经无法养活更多人。
能变动的只有执行措施，可以考虑刘宗周建议的余丁分流，留下更多的人从事工商业。
不过这些还不够，朱由检准备出台更明确的政策，让一部分人安心。
总不能因为这个措施闹得人心惶惶，天下为之不安。
——
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呈上的一份奏疏，落入他的眼里：
“优先迁徙贫困人口，有恒产的家庭不迁徙。”
“士人有恒产有恒心，可以作为根基。”
这是钱谦益提出的建议，用《恒产论》的理论，建议朝廷保留恒产者，把贫困人口迁徙出去。
这其实是朝廷心照不宣的政策，之前迁徙流民，就是把一无所有的赤贫人口迁徙出去。
如今迁徙余丁同样也是，在这个政策中，朝廷不是要把长子以外的男丁都迁徙。而是只迁徙自有土地两亩以下的余丁，强制这些人去海外。
这个政策对无地少地的农民来说很难办，他们的长子都不一定有两亩土地，更何况家中余丁？无地少地的家庭，家中长子之外的男丁长大后，只能按朝廷政策迁徙。
但是对地主富农来说，却根本难不到他们。只要他们给子嗣分配两亩以上土地，就能把子嗣留在境内。
钱谦益的奏疏，揭开了这个面纱，点明恒产者不迁徙，就是迁徙贫民。
朱由检最初看到奏疏是很生气的，觉得钱谦益又在走歪路，需要引导修理。
但是如今再看，却察觉了他的用意：
这是要稳定一部分人，作为朝廷的统治根基。
“每个政策都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损，但是绝不能得罪所有人。”
“士农工商四大群体，工商如今在政策上受益，但他们的力量弱小，很难发出声音。”
“士人、农民绝不能全部得罪，必须要稳住一部分。”
朱由检对此思考着，心中已经倾向于采纳钱谦益的建议。
在这样一个乱世，稳固一部分人是必须，大明需要支持朝廷的人。
而且朱由检对大明的官吏操守是绝不信任的，余丁迁徙政策如果实施，一定会有不法官吏勒索人。
所以，给一部分人保障很有必要，明确他们不会被迁徙，不会因此受损。
这部份群体，钱谦益选的是士人，或者说是恒产者。
朱由检打算更进一步，明确士人划分，把更多的人纳入士人。
他为二十二日的经筵，定下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保护士人。
按照这个时代的说法，可以称为：
养士！
——
养士这两个字，对士人的吸引力是毫无疑问的。
钱谦益作为主讲官，极为激动地道：
“《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除了贵族之外，朝廷还要养士。”
“朝廷分封贵族后，藩属国君必然会养士人。”
“朝廷要和藩属争夺人才，对士人必须更重视，让他们拥有恒产。”
这是很现实的一方面，分封之后一定会有人才流失，投靠藩属国君。
如果大明对待士人不如藩属，会有更多士人投靠他们。
那个后果是灾难的，春秋战国之时，很多国家就是因为养士崛起。
朝廷必须要养士，把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来。
朱由检认真聆听，对此点头赞许。又饶有趣味地道：
“先生说的士人都包括谁？进士、举人和秀才？”
“还有所谓的恒产者，他们都属于士人吗？”
钱谦益揣摩皇帝的做法，回道：
“进士自然是士人，举人、秀才同样。”
“陛下允许捐纳公士，定为最低一级勋位，并确定文武官员和匠官等人员的勋级。”
“只要被授勋的，都拥有公士以上勋位，都能称为士人。”
“士人不一定是恒产者，恒产者也不一定是士人。”
这个解释，颇合朱由检的心意。
因为他在登极之后，就着力打造公士阶级，并且在选举上和公民区分开。
在大明初步确定的选举制度中，普通公民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的权力。只有获得公士以上勋级，才能被选举为议员。
公民和公士，属于两个阶层。如今他要做的，就是明确公士阶级，并且扩大士的概念，稳固更多的人。
他向群臣说道：
“无论农工商军，凡是立功受赏，获得朝廷勋级的，都可称为士人。”
“士人是什么？是民众中的精英，也是民众的表率。”
“各阶层的优秀人士，都能成为士人。”
定下这个原则，朱由检把士人看作精英人士对待。
并且要扩大这一群体，让他们成为朝廷的拥护者：
“进士、举人、秀才，他们都是士人。”
“秀才之下的童生，难道就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