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经筵过后，群臣对皇帝的治国策略有了更深理解，也明白了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
不过也有人怀着不满，认为皇帝在经筵上制定治国方略，似乎有些太儿戏。
刘宗周在经筵结束后就听到人询问：
“皇上用徐学士讲学，是不是要用西学？”
“这西学是蛮夷之学，如何能成为治国学问？”
这是前段时间被攻击的一点，西学作为传教士传来的学问，受到猛烈抨击。
如今皇帝用徐光启讲学，似乎有为西学正名的意思。
不过刘宗周却不这么想，他说道：
“你听徐学士所言，可有一丝泰西来的学问？”
“他用的科学，是从数学中推导出来的学问。”
“如果把数学都当做西学，儒家六艺又在哪里？”
这番话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数学确实是君子六艺之一。
皇帝就是打着这个旗号，在科举中重启明算科，提高了数学的地位。
如今徐光启、张溥在皇帝支持下创立的科学，虽然吸收了泰西的学问，根基却是数学，谁都无法质疑。
刘宗周即使知道皇帝在扶持新学派，却也不会从这方面功绩。
在他看来无论科学、实学，都是儒家学问。
他们的分歧是内部的，而不是把这些学问推出去。
至于在经筵上确定国策，他就更是欢迎了。皇帝和臣子坐而论道商议国策，是所有士子都欢迎的事情。
尤其是皇帝在经筵前发表《矛盾论》，用这种理论提出问题。徐光启再用科学理论佐证，并且提出建议。
这一套学术治国流程，让刘宗周充分认识到皇帝对学问的重视。就算他对皇帝的理论不完全认同，也认为当今皇帝是圣君。
在他这个态度下，其他臣子对经筵的质疑也只能转向别的方面，礼部左侍郎钱象坤道：
“朝廷要强制迁移民众，是不是有些不仁？”
“如果是受灾也就罢了，没受灾的地方都要强制迁徙余丁，实在……”
说着连连摇头，对这种做法颇为不满。
当前这个条件下，迁徙出去就是生离死别，很多臣子心里都有质疑。
如果执行的过程中再粗暴一些，那就要派官吏去捉人。
想到《石壕吏》中夜捉人的景象，他们觉得余丁迁徙政策，存在很多问题。
刘宗周也觉得这个做法值得商榷，但是他作为重制礼乐的主导者，必须要维护当今皇帝，出言道：
“现在看是不仁，但是长远来看却是大仁。”
“不把多余的民众迁徙，时间长了，民间人均物资会越来越少，会有更多的人挣扎在生死线，一不小心就发生民乱。”
“皇上考虑的是大仁，所以同意韩首辅的强制迁徙。”
“不过具体的迁徙做法，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
“吾等应建议朝廷，要以仁义为本！”
这番话引来很多官员附和，他们纷纷同意。
不过喊口号容易，提出有效的办法就难了。
大明境内的人口需要限制是共识，大部分臣子对此也没意见。
他们有意见的强制迁徙，担心执行中出问题。
不过用移民减少境内人口已经是很温和的政策了，强制不让生育之类，不但更加不仁，也没有办法实施——
大明现在，并没有有效的节育手段。男女只要发生关系，就有可能怀孕。如果怀孕后强制堕胎，做法更加残忍。
所以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发现除了移民外，并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只能在移民上提建议，尽量减少危害。
工部左侍郎李待问道：
“移民的措施应尽量温和，要给民众选择权。”
“没有土地的余丁，可以去城里做工，总好过迁徙海外。”
“我看啊，应该让雇工协会对所有余丁培训，能做工的尽量留下来，不会做工的才迁出去。”
“这些人迁出去后种粮食，正好由城市收购回来，养活城里的工人。”
建议实行余丁分流，减少强制迁徙的人。
这个措施显然有利于工商业发展，为城市提供足够的劳动力。
但是相比强制迁往海外来说，确实称得上更仁义。
在场的臣子对此纷纷夸赞，认为应该向朝廷提出这个建议。
刘宗周也高兴地补充道：
“现在皇上定下的强制迁徙年龄是二十岁，纳入迁徙名册则是成丁的年龄十六岁。”
“我看在十六成丁之后，就可实行培训。培训好的留下，培训不好的迁徙。”
“只要在四年内成为一级工，就该让他们留下来。”
打算据此书写一份奏疏，向皇帝提出建议。
——
刘宗周对皇帝的影响，朝堂上的臣子自然是知道的。眼看他是这个态度，这些人更积极地提出建议。
有些人则效仿皇帝提出的提高结婚年龄，认为可以把结婚年龄定得更高些，降低人口生育。
但是对于这点，很多人并不同意，甚至对皇帝的做法提出异议：
“现在皇上不让买卖人口，并且规定嫁妆和聘礼应等价，浮动在两成以内。”
“贫困人家养孩子本就困难，养女儿没有回报，他们更不愿意。”
“以前养到十五岁已经很困难，现在养到十八岁，恐怕有更多的女婴被遗弃。”
这番话刚才在经筵上没人说，此时私下提出来，很多人觉得有道理。
弃婴、甚至溺婴，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福建一带已经从“男女皆溺”转变为“溺女”，这个女子十八岁才能结婚的限制，有可能会让更多家庭溺女。
刘宗周想到这里就脸色铁青，因为这种事情绝对是陋习，也是他重制礼乐必须解决的问题。
他对此当即表态道：
“每个人都有生存权，即使父母也没有残杀子女的权力。”
“皇上说过：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
“连大杖都能躲开，更何况要被残害？”
“要为此事专门制定礼法，杜绝这种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