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男子是黄基卡的同事，叫王磊。他告诉李建军，6月2号凌晨，黄基卡其实是躲在他的宿舍里睡觉了。“那天晚上雨太大，矿山的活也干完了，黄基卡说他不想在值班室待着，就来我宿舍了，从一点多睡到三点多，然后就回值班室了。”王磊说，“他就是怕被领导知道扣工资，才不敢说的，真的跟杀人案没关系。”
为了核实王磊的证词，李建军立刻派人去矿山的宿舍调查。宿舍的其他工友也证实，那天凌晨确实看到黄基卡在王磊的宿舍里睡觉。这样一来，黄基卡的不在场证明就成立了，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难道凶手是农宏胜？”李建军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嫌疑人。农宏胜和黄基卡完全不同，他看起来很沉稳，坐在审讯室里，腰背挺直，眼神平静，面对民警的提问，回答得条理清晰，没有丝毫慌乱。
“6月2号凌晨，你在干什么？”李建军问。
“我在家里喝酒，喝多了就睡了，一直到天亮。”农宏胜的声音很平静，“我媳妇可以证明，她那天晚上一直跟我在一起。”
李建军立刻找来了农宏胜的妻子。这个年轻的女人看起来很胆小，说话的时候总是怯生生的。“那天晚上，他确实在家喝酒，喝了好几瓶啤酒，然后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我一直没敢叫醒他。”她的证词和农宏胜的完全一致。
线索再次中断。李建军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桌上的案件资料，眉头紧锁。两个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一个有了不在场证明，另一个的证词也无懈可击。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可后山的村庄里，再也没有其他符合身高和体能条件的人了。
“李队，会不会是我们漏了什么？”老周走进来，递给他一杯热茶，“农宏胜的证词太完美了，完美得有点不正常。你想，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面对警察的讯问，能这么冷静，一点都不紧张，这本身就很可疑。”
老周的话提醒了李建军。他重新翻阅了农宏胜的审讯记录，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农宏胜说他案发当晚喝的啤酒，是在村口的小卖部买的。“去查查这个小卖部。”李建军立刻下令。
侦查员很快就回来了，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小卖部的老板说，6月2号那天，他根本就没见过农宏胜，更别说卖啤酒给他了。“我那天晚上八点多就关门了，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在我这买啤酒。”老板肯定地说。
“看来，他的妻子在说谎。”李建军的眼睛亮了起来，“农宏胜很可能是用威胁的手段，让他妻子做了伪证。”
但现在没有直接证据，不能贸然再次提审。李建军决定先等一等，等邓桂芬恢复说话能力，或许能从她那里得到更重要的线索。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子陷入了漫长的等待。民警们没有放弃，每天都去医院看望邓桂芬，给她带去水果和营养品，陪她说话，鼓励她早日康复。邓桂芬虽然不能说话，但每次看到民警，都会用眼神表达感谢。她的眼神里，除了恐惧，还有一丝坚定，她一定要找出伤害自己的凶手。
2008年7月5号，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医院传来了好消息：邓桂芬的颈部修复手术非常成功，她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
李建军立刻带着侦查员赶到了医院。病房里，邓桂芬靠在床头，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精神好了很多。看到民警进来，她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嘴唇动了动，终于发出了声音，虽然还很沙哑，但足够清晰。
“谢谢你，警官。”她的声音里带着哽咽，“我终于能说出那天晚上的事了。”
李建军示意她慢慢说，给她递过一杯水。邓桂芬喝了口水，平复了一下情绪，开始讲述那个恐怖的夜晚。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来，煮了点腊肉，吃完就洗漱睡觉了。因为天热，我就开着窗户，没拉窗帘。大概凌晨一点多，我睡得正香，突然感觉有人爬到了我的床上。”邓桂芬的身体开始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我吓得想喊，可是他一下子捂住了我的嘴，还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要是敢出声就杀了我。”
“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或者有什么特征？”李建军轻声问。
“他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我看不清他的脸。”邓桂芬摇了摇头，“但我记得他的头发不长，很短，眼睛很大。他对我实施了侵犯，然后就用刀割我的脖子，说要杀我灭口。我感觉脖子上一疼，血就流了出来，我知道自己要是再反抗，肯定活不成了，就故意屏住呼吸，倒在地上装死。”
“他没发现你是装死吗？”
“没有。”邓桂芬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庆幸，“他在我身上摸了摸，见我没反应，就以为我死了。然后他在屋里翻了翻，好像是在找钱，但我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从窗户爬出去了。等他走了，我才挣扎着爬起来，敲响了邻居的门。”
邓桂芬的讲述，让案件的脉络更加清晰了。凶手是从窗户进入现场，实施性侵后杀人灭口，然后再从窗户逃离。而根据她描述的“头发很短”这个特征，黄基卡留的是平头，农宏胜的头发也不长，两个人都符合条件。
李建军立刻下令，对农宏胜和黄基卡的家进行再次搜查。这一次，侦查员在黄基卡的家里找到了一堆还没来得及洗的衣物，其中有一个蓝色的口罩。“这个口罩很可疑，立刻送去化验！”李建军说。
然而，化验结果却让大家失望了。技术人员没有在口罩和衣物上检测出任何可疑的血迹和dNA信息。“会不会是我们想多了？”有民警开始怀疑，“黄基卡本来就在矿山上班，矿山灰尘大，戴口罩是很正常的事，这个口罩可能就是他平时用的。”
李建军也有些困惑。如果黄基卡不是凶手，那农宏胜的嫌疑就更大了。他再次提审了农宏胜的妻子，这一次，他没有直接追问，而是跟她聊起了家常。
“你跟农宏胜结婚多久了？”李建军问。
“一年多了。”女人的声音还是很怯生生的。
“他平时对你好吗？”
女人的身体顿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这个细微的表情变化，被李建军捕捉到了。
“你不用怕，我们是警察，会保护你的。”李建军的声音变得温和起来，“是不是农宏胜威胁你了？你告诉我们真相，我们不会让他伤害你的。”
在李建军的耐心劝说下，女人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威胁我……”她哽咽着说，“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身上全是血，手里还拿着一把刀。他对我说，要是警察问起来，就说他一直在家里喝酒，要是敢说漏一个字，就杀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害怕，就只能听他的。”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李建军立刻下令，对农宏胜进行第三次提审。这一次，他没有再跟农宏胜绕圈子，直接把他妻子的证词摆在了他面前。
农宏胜的脸色瞬间变了，原本平静的眼神里充满了慌乱。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她在撒谎，她是因为跟我吵架，才故意污蔑我的。”
“撒谎？”李建军冷笑一声，“那你说说，6月2号晚上，你声称在小卖部买的啤酒，老板为什么说没见过你？你根本就没在家喝酒，对不对？”
农宏胜的额头开始冒汗，尽管审讯室里开着空调，温度并不高。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话来。
“你每天下班都要经过邓桂芬家的后墙，是不是？”李建军继续追问，“你是不是因为看到邓桂芬忘记关窗帘，看到她换衣服，才起了歹心？”
这句话像是一把尖刀，刺破了农宏胜的心理防线。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过了很久，他终于瘫软在椅子上，声音沙哑地说：“是我……是我干的。”
农宏胜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经过邓桂芬家的后墙。有一次，他偶然看到邓桂芬忘记拉窗帘，正在屋里换衣服，年轻貌美的身影让他动了邪念。从那以后，他就经常躲在山坡上，偷偷观察邓桂芬的一举一动，心里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6月2号那天晚上，农宏胜喝了点酒，邪念再也控制不住了。他知道邓桂芬一个人住，而且晚上习惯开着窗户，就决定从窗户爬进去。他凭借着在矿山干活练出的力气，很轻松就爬上了三楼，翻进了邓桂芬的屋里。看到邓桂芬睡得正香，他就扑了上去，实施了性侵。事后，他害怕邓桂芬报警，就想杀人灭口，用随身携带的刀割伤了邓桂芬的脖子。以为邓桂芬死了之后，他就从窗户爬了出去，回到了家里。为了掩盖罪行，他威胁妻子做了伪证，编造了在家喝酒的谎言。
“我本来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查出来了。”农宏胜的脸上满是悔恨，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根据农宏胜的交代，民警在他家里的床底下，找到了那把作案用的刀。刀上的血迹经过化验，正是邓桂芬的。至此，这起备受关注的伤人案终于告破。
当邓桂芬得知凶手被抓获的消息时，激动得哭了起来。她拉着李建军的手，哽咽着说：“谢谢你们，警官，我终于可以安心了。”
2008年8月，农宏胜因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未遂）被靖西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