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 7 月的北京，暑气蒸腾。国贸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将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燥热揉成一团。25 岁的陈文忠背着半旧的帆布包，站在人流如织的街头，白色衬衫被汗水浸出淡淡的汗渍，却依旧笔挺。他刚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毕业证被小心翼翼地折在包里，边角被手指摩挲得发亮。
这是他从河北张家口农村走出来的全部底气。
陈文忠的老家在张家口坝下的一个小山村，村口只有一棵老槐树，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他童年最清晰的记忆。父亲在他 10 岁那年上山砍柴时失足坠崖，母亲用一双裹过小脚的手，撑起了整个家。三个姐姐比他年长不少，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每月寄回的微薄工资，加上母亲种玉米、喂猪的收入，像凑份子一样，勉强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直到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把通知书揣在怀里，在村里走了一圈又一圈，逢人就说 “我家文忠考上北京的大学了”。三个姐姐特意从打工的城市赶回来，凑了 500 块钱塞给他，大姐姐红着眼眶说：“弟，到了北京好好学，咱家人以后就指望你了。” 陈文忠记得，那天他背着母亲连夜缝的被褥，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北京。走出北京站的那一刻，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汽车鸣笛声、人群嘈杂声交织在一起，让他这个农村孩子既惶恐又着迷。
四年大学生活，陈文忠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实践上。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专业课成绩始终稳居年级前列，还利用课余时间在电脑城打工，跟着技术人员学装机、修电脑，后来又参与了几个小型网站的开发项目。北京的繁华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这里有最好的工作机会，有最前沿的技术，更有他从小就向往的 “城里生活”。毕业前夕，辅导员劝他回老家考公务员，说稳定体面，还能照顾家人，但陈文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我要留在北京，买房、落户，让母亲和姐姐们过上好日子。”
凭借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陈文忠顺利通过了一家外资网络公司的面试。面试那天，他穿着借来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面对面试官的英文提问，虽然紧张得手心冒汗，却依旧条理清晰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当 HR 告知他被录用，试用期月薪 5000，转正后 8000 多时，陈文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1998 年的北京，普通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一两千，8000 多的收入足以让他跻身 “高收入人群”。
入职后，陈文忠被分配到国贸写字楼的办公室。每天穿着整洁的衬衫，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敲击着键盘编写代码，午休时和同事去楼下的咖啡馆喝咖啡，这种 “白领生活” 让他既自豪又满足。他租住在朝阳区一个老旧小区的单间里，虽然房子不大，但离公司近，每月房租 1500 块。他省吃俭用，每月固定寄 2000 块钱回农村老家，剩下的钱都存了起来，盘算着攒够首付就买房，早日把户口迁到北京。
工作稳定后，身边的同事开始热心地给陈文忠介绍对象。他长相周正，身高一米八，性格沉稳，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条件算得上优秀。但每次相亲，只要女方得知他来自河北农村，家里有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姐姐需要照顾，态度就会变得冷淡。有个女孩直白地说：“我想找个北京本地的，家里没那么多负担。” 还有的女孩虽然没明说，但眼神里的嫌弃让陈文忠如芒在背。几次相亲失败后，陈文忠心里难免有些失落，他知道，农村出身是他在北京婚恋市场上最大的 “短板”。
这种失落感一直持续到 2000 年春天。经朋友介绍，陈文忠认识了刘诗龄。刘诗龄和他同岁，身高一米六左右，皮肤白皙，眼睛大大的，性格温柔内敛。她的父母原本是海淀区的菜农，上世纪 90 年代末，北京扩建征地，家里的菜地被征用，不仅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还落了北京市户口。刘诗龄是家里的独生女，大专毕业后在一家服装公司做会计，月薪 2000 元左右。
第一次见面是在海淀公园，陈文忠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买了两瓶矿泉水。刘诗龄准时赴约，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说话轻声细语，给陈文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聊天时，陈文忠没有隐瞒自己的家境，坦诚地说：“我老家在农村，父亲早逝，母亲和姐姐们供我读完大学，现在我在北京打拼，想早点买房落户。” 他以为刘诗龄会像之前的女孩一样退缩，没想到刘诗龄听完后，温柔地说：“你挺不容易的，能靠自己走到今天，很厉害。”
刘诗龄的坦诚和理解让陈文忠心里一暖。其实，刘诗龄对陈文忠也颇有好感。他长相帅气，谈吐得体，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比她之前认识的男生都要优秀。更重要的是，陈文忠的坦诚让她觉得可靠。回家后，刘诗龄把陈文忠的情况告诉了父母，母亲王敏琴听后，沉思了片刻说：“农村出身没关系，只要人踏实、能赚钱就行，改天让他来家里吃饭，我看看。”
周末，陈文忠买了水果和营养品，来到刘诗龄家。刘家的房子是三室一厅，装修简单却整洁。王敏琴和丈夫刘方勇早已在门口等候，王敏琴上下打量着陈文忠，眼神里带着审视。饭桌上，王敏琴问得很详细，从陈文忠的工资收入、工作前景，到老家的具体情况、姐姐们的工作状况，一一过问。陈文忠不卑不亢，如实回答，既不刻意讨好，也不隐瞒回避。刘方勇话不多，只是偶尔劝陈文忠喝酒，王敏琴则一边给陈文忠夹菜，一边暗自盘算。
饭后，陈文忠离开后，王敏琴对刘诗龄说：“这小伙子人长得不错，工作也好，工资还高，虽然是农村的，但家里负担也不算太重，三个姐姐都嫁人了，以后主要就是照顾他母亲。” 刘方勇也点头说：“看着挺踏实的，不像那种油嘴滑舌的人。” 得到父母的认可，刘诗龄心里很高兴，陈文忠也松了口气，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陈文忠不知道的是，王敏琴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她和丈夫刘方勇一辈子没正经工作，以前靠种菜谋生，征地后虽然有了房子和户口，但没了收入来源，只能靠征地补偿款过日子。她一直觉得，自己和老伴老了以后，只能靠女儿女婿养老，所以给女儿找对象，不仅要找个能赚钱的，更要找个 “听话” 的，最好能当上门女婿，将来把重心放在刘家。陈文忠来自农村，在北京无依无靠，收入又高，人也一表人才，正好符合她的要求。
刘诗龄从小就听话，凡事都听父母的安排。在认识陈文忠之前，她曾和大专同学王鲁热恋过。王鲁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父母是下岗工人，他毕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做办事员，月薪不到 2000 元。刘诗龄和王鲁感情很好，两人甚至规划过结婚后的生活，但王敏琴得知后，坚决反对。“他家条件太差了，父母下岗，他工资又低，你跟着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王敏琴对刘诗龄说，“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下家，比他强一百倍，你必须和他分手。”
刘诗龄不愿意，和母亲吵了好几次，甚至以死相逼，但王敏琴态度坚决，不仅不让她和王鲁见面，还跑到王鲁单位去闹，让王鲁颜面尽失。王鲁知道自己拗不过王敏琴，也不想让刘诗龄为难，只能忍痛和她分手。分手那天，王鲁红着眼眶对刘诗龄说：“你去找你的小白领吧，我倒要看看，将来是谁混得好。” 刘诗龄当时以为这只是气话，没想到不久后，王鲁就从单位辞职，和朋友合伙开了家公司，从此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
2000 年 10 月 1 日，在王敏琴的催促下，陈文忠和刘诗龄结婚了。婚礼办得很简单，只请了双方的亲戚和少数朋友。结婚当天，陈文忠穿着西装，刘诗龄穿着婚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但陈文忠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他总觉得，这场婚姻似乎被岳母牢牢掌控着。
婚后不久，王敏琴就对陈文忠说：“你在朝阳区租房每月要花 1500 块，太浪费了，不如退了，搬到家里来住，还能省下房租钱。” 陈文忠有些犹豫，他知道自己上班在国贸，搬到海淀区后，每天通勤要三个多小时，但看着岳母 “为他好” 的表情，又想到自己在北京无依无靠，婚后岳母一家就是自己的亲人，便答应了。
搬过去后，王敏琴又提出：“以后家里的钱统一由诗龄保管，你每月工资都交给她，我帮你们存着，免得你们乱花。” 陈文忠心里不太愿意，他觉得夫妻之间应该有自己的财务自由，但刘诗龄说：“妈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们攒钱买房，统一保管也方便。” 陈文忠想想也是，便同意了，每月发工资后，除了留下几百块零用钱，其余的都交给刘诗龄。
让陈文忠没想到的是，刘诗龄把钱悉数存到了王敏琴的存折上。当他偶然得知真相后，心里很不舒服，对刘诗龄说：“咱们按月给家里交生活费就行，没必要把所有钱都交给妈存着，时间长了容易产生矛盾。” 刘诗龄把他的话告诉了王敏琴，王敏琴不以为然地说：“我和你爸都是快五十的人了，将来这家里的财产还不都是你们的？分那么清干什么？我帮你们存钱，还不是怕你们年轻人乱花钱，到时候买房、养孩子都没钱。” 陈文忠见岳母这么说，也不好再坚持，只能默认了这种安排。
作为 CBD 商圈的白领，陈文忠免不了有应酬。国贸一带的消费水平不低，请客户吃饭、唱歌，每次都要花几百块。他每月留下的几百块零用钱，往往不到一个星期就花光了。有一次，他请客户吃饭花了 800 块，兜里的钱不够，只能向同事借钱垫付。这件事被王敏琴知道后，很不高兴，对刘诗龄说：“以后少给陈文忠零花钱，他花钱太大手大脚了，不能惯着他。”
从那以后，刘诗龄开始严格控制陈文忠的零花钱，每月只给 500 块，花完了就不再给。刚开始，陈文忠还能勉强应付，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应酬，但有时候实在推不掉，只能再次向同事借钱。有一次，他向刘诗龄要钱，想给母亲买件羽绒服，刘诗龄却在王敏琴的指示下，埋怨他说：“你妈在农村穿那么好干什么？家里要攒钱买房，你就不能省着点花？” 最后，只给了他 200 块钱，还说：“这钱省着点用，别乱花。”
陈文忠拿着 200 块钱，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岳母是为了攒钱买房，但这种毫无底线的控制让他感到窒息。他开始怀念自己租房住的日子，虽然房子小，但自由，不用看别人脸色，不用为零花钱发愁。但他又安慰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等买了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新婚的甜蜜很快被日常琐事冲淡。陈文忠发现，自己这个 “上门女婿” 的处境远比想象中复杂。王敏琴是个絮絮叨叨的女人，凡事都要管，大到家里的财务支出，小到陈文忠的穿衣吃饭、言行举止，都要一一过问。陈文忠在农村长大，说话直来直去，做事不拘小节，吃饭的时候偶尔会吧唧嘴，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大，这些都成了王敏琴数落他的理由。
“陈文忠，吃饭能不能小点声？跟没吃过饭似的。”“陈文忠，走路能不能挺胸抬头？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看就是农村来的。”“陈文忠，你怎么又把袜子扔在沙发上？说了多少遍了，要讲卫生。”
每次被数落，陈文忠都想反驳，但看着刘诗龄为难的眼神，只能忍了。他觉得，只要自己退让，就能维持家庭的和睦。可他的退让，却让王敏琴更加得寸进尺。有一次，陈文忠和刘诗龄因为一点小事争辩了两句，王敏琴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陈文忠：“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心眼？诗龄是女孩子，你就不能让着她点？” 陈文忠想解释，但王敏琴根本不给她机会，一直护着刘诗龄。那一刻，陈文忠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就像个外人，没有一点尊严。
2000 年年底，刘诗龄怀孕了。这个消息让全家都很高兴，王敏琴更是忙前忙后，对刘诗龄照顾得无微不至。但让陈文忠没想到的是，王敏琴以 “保护胎儿” 为由，让刘诗龄搬到她的房间里住，和他分居。“怀孕前三个月很关键，不能同房，诗龄跟我住，我能照顾她。” 王敏琴说。
陈文忠虽然不愿意，但也知道怀孕初期的重要性，只能同意。分居后，他住在客厅的沙发上，每天看着妻子和岳母睡在同一个房间，心里很不是滋味。有好几次，他想跟妻子说说话，亲近一下，但在王敏琴的注视下，只能欲言又止。那种孤独和失落感，像潮水一样包裹着他，让他整夜难眠。
2001 年 9 月，刘诗龄顺利生下一个儿子。孩子的出生让王敏琴和刘方勇欣喜若狂，王敏琴抱着孙子，笑得合不拢嘴：“老刘家终于有后了！” 陈文忠也很高兴，看着襁褓中粉嫩的婴儿，心里充满了为人父的喜悦。他早就想好了孩子的名字，叫 “陈凯旋”，希望他将来能一帆风顺，凯旋而归。
但让陈文忠没想到的是，王敏琴竟然自作主张，让孩子姓刘。“孩子是我们刘家的后代，当然要姓刘，就叫刘凯旋。” 王敏琴说。陈文忠当场就急了：“妈，孩子姓陈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是孩子的父亲，怎么能让他姓刘？” 王敏琴不以为然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孩子跟谁姓不一样？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就是刘家的人，孩子自然要姓刘。”
“我不是上门女婿！” 陈文忠忍不住提高了音量，“我和诗龄是平等的，孩子应该姓陈！”“你不是上门女婿是什么？你住我们家的房子，花我们家的钱，你的工资都交给我们保管，不是上门女婿是什么？” 王敏琴也火了，“今天这孩子必须姓刘，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婿！”
刘诗龄在一旁劝道：“妈，文忠，你们别吵了，孩子姓什么都一样。” 但她的话根本不起作用，陈文忠和王敏琴吵得面红耳赤。陈文忠看着刘诗龄，希望她能站在自己这边，但刘诗龄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最后，陈文忠只能妥协，他知道，如果坚持下去，只会让矛盾越来越深，而且刘诗龄还在坐月子，不能生气。
但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孩子出生后，他偷偷给老家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孩子叫陈凯旋。他不敢告诉母亲真相，怕母亲伤心。挂断电话后，陈文忠站在办公室的玻璃幕墙前，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车流和高楼大厦，突然泪流满面。他来北京打拼多年，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尊严和幸福，可如今，他连自己孩子的姓氏都做不了主，活得如此窝囊。
2002 年春节，陈文忠想把刚满周岁的儿子带回老家，让母亲看看孙子。他知道母亲想念孙子，每次打电话都要问孙子的情况。但他刚把想法说出来，就被王敏琴坚决拒绝了。“农村条件那么差，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天寒地冻的，孩子那么小，万一冻着、生病了怎么办？” 王敏琴说，“要回你自己回，孩子不能回。”
刘诗龄也附和道：“妈说得对，孩子太小，经不起折腾，等孩子大一点再回去吧。” 陈文忠看着妻子，心里充满了失望。那个春节，他只能一个人回了老家，手里拿着几张孩子的照片。母亲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文忠，孩子呢？怎么没把孩子带回来？” 陈文忠只能找借口说：“孩子太小，路途远，怕生病，下次一定带回来。”
母亲没有追问，只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孩子的照片，嘴里喃喃自语：“我的乖孙子，奶奶好想你。” 陈文忠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和布满皱纹的手，心里像针扎一样疼。临回北京前，母亲熬了三个通宵，给孙子纳了两双虎头棉布鞋，鞋面上绣着一个小小的 “陈” 字。“这是奶奶给孙子做的，让他穿着暖和。” 母亲把鞋子递给陈文忠，眼里满是期待。
回到北京后，陈文忠满心欢喜地给孩子换上虎头鞋，想拍几张照片寄给母亲。可王敏琴看到后，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说：“这鞋子太老土了，现在哪有孩子穿这个？赶紧换下来。” 陈文忠说：“这是我妈熬夜做的，还绣了孩子的姓，让孩子穿几天吧。” 王敏琴不容分说，一把把鞋子从孩子脚上脱下来，扔到一边：“穿这个多丢人，让人看见笑话。”
陈文忠当时没多说什么，但后来再也没见过这双鞋。他问刘诗龄，刘诗龄告诉他：“妈说这鞋子不好看，已经送给邻居家的小孩了。” 陈文忠听后，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母亲为了做这双鞋，手被针扎破了好几次，这不仅是一双鞋子，更是母亲对孙子的思念和疼爱，可岳母竟然如此不珍惜。从那一刻起，陈文忠对王敏琴的怨恨又加深了一层。
2002 年 3 月，陈文忠在北五环看中了一套 120 多平米的期房，单价每平米 6000 多，总价 70 多万。他算了一下，自己手里有 20 多万积蓄，再加上岳母之前说要赞助的 5 万，首付 30 万就够了，剩下的可以贷款。他兴奋地把买房的想法告诉了刘诗龄，刘诗龄也同意了，觉得每天通勤三个多小时确实辛苦，而且孩子将来上学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