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 10 月 14 日的午夜，松辽平原被墨色的夜幕彻底笼罩，只有几颗疏星在云层间隐约闪烁。吉林开往大连的 634 次旅客列车像一条钢铁巨蟒，在广袤的黑土地上飞驰，车轮撞击铁轨的 “哐当 —— 哐当 ——” 声，伴着窗外掠过的白杨树影，成了这个深夜里最有节奏的背景音。
列车行至后半程，车厢里的喧嚣早已褪去。硬座车厢里，不少旅客靠在椅背上打盹，嘴角挂着浅浅的涎水；硬卧车厢的过道里，值班乘务员提着电筒轻步巡查，偶尔帮旅客掖好滑落的被子；而位于列车中部的软卧车厢，更是安静得能听见旅客均匀的呼吸声。3 号软卧包厢的门虚掩着，透过缝隙能看到下铺的旅客正低头看着文件，上铺的两个男人则靠在枕头上，一个假装闭目养神，一个把玩着手里的打火机，眼神却时不时瞟向下铺的人。
李建国是吉林市一家机械制造厂的业务员，这天他要去大连谈一笔设备订单，就住在 3 号包厢斜对门的 4 号包厢。晚上 11 点多，他觉得有些饿，便拿着搪瓷缸去餐车泡了碗方便面，又买了个茶叶蛋，慢悠悠地往回走。走到 3 号包厢门口时，他无意间瞥见门没关严，正想抬手帮着带一下，一股淡淡的腥气突然钻进鼻腔。不是食物变质的腐味，而是带着铁锈感的血腥气，像极了他小时候在乡下屠宰场闻到的味道。
“奇怪，这软卧车厢怎么会有这味儿？” 李建国皱了皱眉，下意识地推了推 3 号包厢的门。门 “吱呀” 一声开了条更大的缝，那股血腥味瞬间变得浓烈，直冲鼻腔。他捏着鼻子探头往里看，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的血液瞬间冻结：左侧下铺的旅客蒙在被子里，一动不动，而一把木质刀柄的剃骨刀正插在被子中央，暗红色的血渍从被子边缘渗出来，沿着床沿滴落到地板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汇成蜿蜒的溪流，连铺着的蓝色地毯都被浸成了黑紫色。
“啊 ！” 李建国的搪瓷缸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方便面撒了一地，滚烫的面汤溅在他的裤腿上，可他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他连滚带爬地往乘务员室跑，声音因为恐惧变得嘶哑：“杀人了！3 号包厢杀人了！”
值班乘务员刘芳刚在台账上记完最后一笔，听到喊声猛地站起来，手里的钢笔都掉在了桌子上。她抓起对讲机就喊：“张乘警！张乘警！3 号包厢有紧急情况，速来！” 正在硬座车厢巡查的乘警张建军接到呼叫时，正帮一位老大娘找丢失的老花镜。他心里一紧，把老花镜塞给老大娘，拔腿就往软卧车厢跑，腰间的警棍随着奔跑的动作来回晃动。
赶到 3 号包厢门口，张建军先让吓得浑身发抖的李建国站在远处，自己则掏出手电筒，轻轻推开门。光束扫过包厢内部，下铺的被子鼓起一个人形，剃骨刀的刀柄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地上的血迹已经凝固成了暗红色。他又照向上铺，两个铺位空空如也，只有铺位上残留着几根黑色的短发，枕头上还沾着一点不属于下铺旅客的纤维。
“所有人不准靠近！” 张建军掏出警戒带，迅速把 3 号包厢门口围了起来，又用对讲机通知列车长：“列车长，3 号软卧包厢发生命案，请求立即联系沈阳铁路公安局，我们需要刑侦支援！” 列车长接到通知后，一边通过广播安抚旅客情绪，一边紧急联系沈阳铁路公安局指挥中心，此时列车刚驶过辽阳车站，正朝着鞍山方向行驶。
凌晨 1 点 20 分，列车停靠鞍山站。站台上的灯光昏暗，几个穿着藏蓝色警服、提着勘察箱的人快步跑过来 —— 他们是沈阳铁路公安局的刑侦技侦人员，接到通知后连夜从沈阳赶来，专门在鞍山站等候。为首的老王从事刑侦工作二十多年，见过不少血腥现场，可走进 3 号包厢时，还是忍不住皱了皱眉。
“小李，先提取刀柄上的指纹，注意不要破坏痕迹。” 老王一边戴手套，一边对身边的年轻民警说。小李点点头，从勘察箱里拿出指纹粉和毛刷，小心翼翼地在刀柄上刷了起来。“王队，指纹很模糊，像是戴了手套留下的。” 小李的声音有些失望。老王没说话，蹲下身查看地上的血迹，用镊子挑起一点凝固的血痂，放进物证袋：“死者应该是在睡梦中被袭击的，你看被子的形态，没有明显的挣扎痕迹，凶手可能是熟人，或者是趁死者熟睡时动手的。”
他们又检查了上铺的铺位，小李用胶带粘取了枕头上的纤维，又把那几根黑色短发装进物证袋：“王队，这些毛发和纤维得回去做 DNA 比对，说不定能找到嫌疑人的线索。” 老王点点头，又看向包厢门口的门锁：“锁芯没有撬动痕迹，凶手应该是和死者同包厢的旅客，或者是有包厢钥匙的人。”
此时，列车长已经查到了下铺旅客的身份信息：许银，36 岁，吉林轻型车厂销售处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这次乘坐 634 次列车去大连，是为了和当地一家汽车配件厂签订销售协议。“许银的家属联系上了吗？” 老王问列车长。列车长摇摇头：“我们试着打了他身份证上登记的家庭电话，没人接，可能是太晚了。”
凌晨 3 点，勘察工作基本结束。技侦人员带着提取到的血迹、毛发、纤维等物证，乘坐警车返回沈阳进行鉴定；张建军则留在列车上，对软卧车厢的旅客逐一进行询问，重点排查案发前后有没有看到可疑人员。可询问了一圈，除了李建国，其他旅客要么在睡觉，要么没注意 3 号包厢的情况，线索似乎一下子断了。
第二天早上，许银的妻子王丽接到了沈阳铁路公安局的电话。她正在吉林市一家医院的护士站核对医嘱，听到 “许银遇害” 的消息时，手里的病历本 “啪” 地掉在地上，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不可能！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说等签完协议就回家陪儿子过生日……” 王丽的声音哽咽着，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同事赶紧扶她坐下，给她倒了杯热水，可她握着杯子的手一直在抖，热水洒了一地。
王丽赶到沈阳时，许银的遗体已经被送到了殡仪馆。她隔着玻璃看到丈夫躺在冰冷的停尸台上，身上盖着白布，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法医告诉她，许银身中 11 刀，刀刀都刺在腹部和胸部，致命伤是刺穿肝脏的那一刀，死亡时间大概在 10 月 14 日午夜零点左右。“他身上的现金、手机、BB 机都不见了，连皮鞋、西服都被拿走了，应该是一起图财害命的案件。” 法医的话让王丽的心更痛了。
她知道丈夫这次去大连带了 2 万多现金，还有两部刚买的摩托罗拉手机，那是他用来联系客户的，没想到却成了凶手行凶的导火索。
与此同时，沈阳铁路公安局的会议室里，气氛异常凝重。局长坐在主位上，手里拿着案件报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发生在旅客列车软卧包厢的特大杀人抢劫案，公安部和铁道部都很重视，要求我们尽快破案！” 他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拍，“现在，我们要把吉林和辽阳作为主战场，一方面排查许银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仇家；另一方面，重点查找 3 号包厢的另外两名旅客，他们有重大作案嫌疑！”
可查找这两名旅客的过程，却比想象中难得多。当时列车软卧包厢还没有实行身份证登记制度，旅客买票时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乘务员查票时也只是看一下车票，不会记录身份信息。刘芳回忆起案发前半小时查票的情景：“那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个的是个瘦子，大概 45 岁左右，说话带着点辽宁口音；矮个的是个胖子，不到 30 岁，一直低着头，不怎么说话。我查票的时候，高个的把我堵在门口，说里面有点乱，不让我进去，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没进去看。”
根据刘芳的描述，民警画出了两名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复印了几万份，分发到吉林、辽阳、大连等地的火车站、汽车站、派出所，可半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线索。有人推测，这两名嫌疑人可能在辽阳站下了车，因为列车在辽阳站停靠了 5 分钟，足够他们下车逃跑；也有人说，他们可能在鞍山站下了车，混在人群里溜走了。可不管民警怎么排查，都没有找到这两个人的踪迹。
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王丽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丈夫讨回公道。她聘请了吉林市有名的律师张伟，以 “意外人身伤害” 为由，将沈阳铁路局告上了法庭。“我丈夫买了软卧车票，铁路局就有义务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现在他在列车上遇害，铁路局必须承担责任！” 王丽在法庭上激动地说。沈阳铁路局的律师则辩称，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凶手是外部人员，铁路局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这场官司打了一年多，1999 年 12 月，沈阳铁路局运输法院作出判决：沈阳铁路局在旅客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疏漏，判处其赔偿王丽 15 万元。这是全国首例旅客在列车上遇害后获得高额经济赔偿的案件，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关注。《羊城晚报》率先发表了专访，记者陈颖深入采访了王丽和办案民警，写出了一篇题为《午夜列车惊魂：软卧包厢里的夺命案与 15 万赔偿》的长篇报道，随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也相继跟进，社会各界对列车安全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而此时，“10?14” 列车命案仍然没有突破性进展。铁道部公安局将此案列为全国一号公案，沈阳铁路公安局调集了全局 10 个公安处的警力，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民警们的足迹踏遍了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查阅了无以计数的犯罪资料，光是办案经费就花了 70 多万元。负责此案的沈铁吉林公安处副处长赵彩文，更是为此熬白了头发。有一次，他带着民警去海南排查一个嫌疑人，冒着台风去乡下，结果发现嫌疑人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回来后就感冒了，可他还是坚持在办公室整理线索。“为了破获此案，我们的足迹已经到过天涯海角，可就是找不到凶手的影子。” 赵彩文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语气里满是无奈。
为了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1999 年年初，铁道部专门发出通知：从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旅客购买列车软席客票必须持有个人身份证，车站售票窗口要登记身份证号，列车上乘务员要核对身份证信息。这个通知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列车安全管理，可对于 “10?14” 案来说，却没能带来任何新的线索。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 2001 年 4 月。全国严打整治专项斗争全面展开，公安部再次将 “10?14” 案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层层下发协查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加大排查力度，适时展开破案攻势。5 月 10 日，吉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接到了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和科技处转来的协查通报，同时收到了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痕迹物证 —— 正是当年沈阳铁路公安局技侦人员提取的毛发和纤维样本。
“这次我们一定要抓住凶手！” 吉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宋有生拿着协查通报，激动地对队员们说。半年前，为了提高刑侦工作的科技含量，吉林市公安局投入 150 余万元，购置了一套美国进口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和 DNA 检测仪，还专门派民警去北京参加培训。负责操作这套设备的，是资料科的张杰和他的助手曹瑜。
“张哥，你看这毛发样本，能不能提取到 DNA？” 曹瑜拿着装有毛发的物证袋，对张杰说。张杰点点头，小心翼翼地将毛发放进 DNA 检测仪：“先试试，要是能提取到完整的 DNA，再和我们数据库里的犯罪资料比对，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张杰和曹瑜一直守在仪器旁。检测仪的屏幕上不断跳动着数据，两个人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凌晨 2 点，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 —— 毛发中提取到了完整的 DNA 分型。张杰立即将 DNA 数据输入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系统开始自动比对数据库里的犯罪资料。
“嘀... 嘀...” 系统突然发出了提示音，屏幕上显示出 7 个匹配度超过 80% 的人员信息。张杰和曹瑜赶紧凑过去查看，第一个是 1995 年因盗窃被判刑的人员，DNA 分型虽然相似，但细节不符；第二个是 1997 年因抢劫被通缉的人员，案发时正在监狱服刑，排除嫌疑；第三个、第四个…… 直到第六个，一个名叫梁世广的人的资料出现在屏幕上，两个人的眼睛瞬间亮了。
梁世广，外号 “老五”，1972 年 1 月 20 日出生，永吉县五里河镇五一村 10 社农民，1996 年 6 月在五里河街正达演歌厅故意伤人，用匕首刺伤了本镇农民沈大旺，案发后潜逃，被永吉县公安局上网通缉。“你看他的 DNA 分型，和现场毛发的完全一致！” 曹瑜激动地说，声音都有些发颤。张杰赶紧把梁世广的指纹调出来，和现场提取的模糊指纹比对 —— 虽然现场指纹模糊，但斗型纹的特征和梁世广的完全吻合。
“快，给宋支队打电话！” 张杰抓起桌上的电话，手都在抖。宋有生接到电话时，正在办公室里看案件资料，听到这个消息，他立马从椅子上站起来：“太好了！你们赶紧把资料整理好，我现在就去市局汇报！”
吉林市公安局局长刘行远听完汇报后，立即作出指示：“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连夜赶赴永吉县，摸清梁世广的下落，适时组织抓捕！” 按照市局的部署，宋有生指派副支队长孙伟担任专案组组长，抽调了专案三大队副大队长王远征等 6 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组成了抓捕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