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6日的山西晋中，秋意已深。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被一层薄霜裹着，入夜后，除了偶尔几声狗吠，只剩下风扫过玉米杆的“沙沙”声，这是北方农村最寻常的秋夜，寻常到没人会想到，几个小时后，这里将变成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现场。
村西头胡文海家的灯亮了一夜。没人知道，这盏灯下，这个被村民称作“愣人”的男人，正把猎枪的子弹一颗颗压进枪膛，也把自己半生的怨怼、不甘和疯狂，一并塞进了那把藏了十年的双管猎枪里。
最终，这场由他主导的屠杀，带走了14条人命，另有3人重伤。多年后，关于胡文海的传说在街头巷尾流转：有人说他是“反贪义士”，有人骂他是“嗜血恶魔”，添油加醋的演绎、刻意删减的关键环节，让真相在故事里变得模糊。但今天，我们循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年的刑事裁定书，重新走进那个秋夜，看一个普通村民，如何一步步从承包煤矿的“能人”，变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
提起山西晋中，多数人会想到乔家大院的雕梁画栋，或是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那是晋商文化刻在时光里的印记，从商代起就有记载的历史，让这片土地总带着些厚重感。但在2000年初，晋中最“出圈”的标签，不是古城，而是煤矿和煤老板。
那时候的山西，大小煤矿星罗棋布，大矿有国企撑着，小矿则散落在各村各庄，成了村民眼里“发家的活路”。我至今记得小时候住平房的日子，一到冬天，胡同里就堆着小山似的煤块，煤厂老板嗓门洪亮地喊着“阳泉煤！大同块！”，我那时候总纳闷，“大同块”明明是黑乎乎的煤，怎么叫“块”不叫“煤”？后来才知道，那是阳泉和大同产的煤，是山西人过冬的“硬通货”。
胡文海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峪口村背靠乌金山，村里半数人家都跟煤矿沾点边，胡文海也不例外。在村民眼里，他是个典型的“愣人”，不是傻，是脾气冲，认死理，跟“顺毛驴”完全相反。有村民说，哪怕你没招惹他，只要他看你不顺眼，就能冲上来跟你理论；还有人说，他性子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着，倔起来比驴还拧。
这样的性格，让他早年的日子不算平顺。28岁那年，他顶替父亲进了山西地矿局第三水文队，成了“吃公家饭”的工人，在当时，这可是村里人羡慕的差事。可同事们提起他，都忍不住摇头：“文海干活是利索，就是心眼小，一点小事能记半年。”没人敢跟他深交，怕哪句话没说对，就惹来他的脾气。
果然，没几年，他就因为打架斗殴被单位开除了。“公家饭”的碗碎了，胡文海只能卷着铺盖回村。谁也没想到，这个“愣人”，居然藏着一身做生意的本事。
1988年，大峪口村的旧坑煤矿要承包，胡文海眼睛亮了。那时候的村支书叫胡根生，跟胡文海是本家，平时也算聊得来。胡文海找到胡根生，拍着胸脯说：“根生哥，这煤矿我包了，赚了钱咱哥俩分！”
胡根生也看中了胡文海的“冲劲”，加上都是姓胡的，便顺水推舟帮了他一把。当然，“帮忙”不是白帮的，胡根生要占股，煤矿的收益得按比例分。两人当时拍着肩膀称兄道弟，约定承包期三年，可后来胡根生又帮着多续了两年，等于胡文海足足包了五年。
那时候的胡文海，是真把胡根生当兄弟。煤矿刚开的时候，两人一起下井查看，一起跟矿工算工钱，一起守着磅秤过煤，天不亮就起来，天黑透了才回家，饭都在矿上凑活吃。胡文海脑子活，知道太原的煤价高，就专门联系太原的买家，没两年，煤矿就开始赚钱，而且是赚大钱。
可老话总没错：共患难容易，同富贵难。日子一好过，矛盾就来了。胡根生觉得自己是村支书，帮胡文海拿了承包权，分的钱应该多些；胡文海则觉得，煤矿是自己天天盯着的，矿工是自己管的，胡根生不过是“挂个名”，凭什么拿大头？
两人心里都有了小九九，嘴上却不说。有时候在村里遇见，还笑着打招呼，可那笑容里，早就没了当初的热乎劲。胡文海把不满记在心里，他这人就这样，不轻易发作，但一旦记仇，就像钉子扎进木头里，拔不出来。
也是在这时候，胡文海做了个让后来人后怕的决定。1990年，他从榆次晋中生产资料公司买了一把双管猎枪，藏在自家房梁上。后来公安机关开展“制爆缉枪”运动，村干部挨家挨户排查，胡文海把枪裹在旧棉絮里，塞到窑洞的砖缝里，愣是没被搜出来。他跟老婆说：“留着，万一哪天用得上。”
那时候的他，大概还没想过“用枪”的场景，只是觉得，手里有把枪，心里踏实。可他没料到，十年后，这把枪会成为他复仇的工具。
1991年，胡文海的煤矿迎来了“黄金期”，这一年，他足足赚了30万。
现在的人听着30万，可能觉得不算多，但在1991年，这绝对是“天文数字”。国家统计局当时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职工年均工资才935元，就算是外资企业的“高薪族”，一年也不过1000出头。按1000元年薪算，30万相当于300年的工资；再看房价，1991年上海中心市区的房价才250元一平米，30万能买1200平米的房子，放到现在，那可是价值几千万的资产。
胡文海成了村里的“暴发户”。他在榆次的华聚小区买了房，那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商品房，在当时绝对是“洋气”的象征；他还买了辆摩托车，每天骑着在村里转，惹得不少人羡慕。有村民找他借钱，他也大方，只要理由正当，几百几千的都肯借，那时候的他，大概是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候。
可风光没持续多久。1992年，太原的股市火了起来。1990年深交所、上交所才刚成立，1992年的时候，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还不知道“股票”是啥，胡文海却凭着一股“敢闯”的劲，拿着煤矿赚的钱，一头扎进了股市。
刚开始，他确实赚了，股市里的钱来得比煤矿快，没几个月，他又赚了几十万。可股市这东西，涨得快，跌得更快。从1995年开始，他买的股票一路下跌，几十万本金像流水似的没了。更糟的是，他女儿这时候得了肺炎，那时候的肺炎不像现在，抗生素用了就好，得住院输液，天天花钱，女儿的咳嗽声，成了胡文海心里的疙瘩。
钱没了，女儿生病，老婆也开始跟他吵架。“当初不让你炒股，你偏不听！现在好了，钱没了，女儿看病都没钱！”老婆的抱怨，像针一样扎在胡文海心上。他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翻来覆去想：“我这辈子，难道就这么完了？”
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煤矿靠谱，那是他的“第一桶金”来源，也是他唯一熟悉的行当。1998年，大峪口村旧坑煤矿的承包期到了，要重新招标。胡文海眼睛又亮了，他交了3万块钱报名费，等着重新把煤矿拿回来。
可这一次，命运没再给他机会。
1998年的煤矿招标，跟当年不一样了，不再是村支书说了算，而是“价高者得”。胡文海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按当年承包的价格续包，实在不行，就用自己在华聚小区的房子和剩下的股票做抵押。
可招标会上，有人出了比他高得多的价格，当场就把承包权拿走了。胡文海傻了眼，他跑到村委会找干部理论：“这煤矿我包了五年，熟门熟路，凭什么给外人？”干部们也无奈：“文海，这是公开招标，价高者得，我们也没办法。”
胡文海不相信“没办法”。他后来听说，新承包煤矿的人，居然跟胡根生有股份往来，胡根生在新煤矿里占了股，能拿到分红。这个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得胡文海浑身冰凉：“难怪我中不了标，原来是胡根生在背后搞鬼！”
他找到胡根生，当面质问。胡根生不承认：“文海，你别瞎猜，我就是跟人家认识，没别的。”可胡文海已经认定了是胡根生在阻拦他，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
曾经的“兄弟”，彻底成了“仇人”。
但那时候的胡文海，还没到“拼命”的地步。他跟胡根生在村里遇见，虽然不说话，但也不至于动手，就像村民说的，“面和心不和，维持着表面的平衡”。可谁也没想到，1999年夏天的一件事，会彻底打破这份平衡，把胡文海推向了复仇的边缘。
1999年6月19日晚上9点，天已经黑透了。胡文海在自家的果园里浇地，水管“哗哗”地流着，浇在刚种的苹果树上。果园旁边是高家兄弟的地，高延枢和高延堂两兄弟正在收拾农具，准备回家。
胡文海没在意他们，高家兄弟是十几年前从河北迁来的，跟胡家没仇没怨，平时见了面也就是点点头。可他没料到，这两个平时不起眼的男人，会突然对他下死手。
就在他弯腰关水管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他刚想回头，就觉得后脑勺一阵剧痛——高延枢手里的铁锹，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头上。胡文海“哎呀”一声，差点栽倒，血瞬间流了下来，糊住了他的眼睛。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第二锹又砸了过来，还是后脑勺。这一下更重，胡文海觉得天旋地转，身子晃了晃，眼看就要倒下。就在这时，第三锹朝着他的脑袋劈了过来，胡文海本能地抬起胳膊去挡，铁锹刃划过他的手臂，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鲜血“唰”地流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衣服。
高家兄弟两个人，胡文海一个人，还受了伤，根本不是对手。他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意识开始模糊，就在这生死关头，远处传来了弟弟胡青海的声音：“哥！你怎么了？”
胡青海刚从镇上回来，路过果园，看见哥哥被人打，赶紧冲了过来。他一把推开高延枢，跟高家兄弟扭打在一起。胡文海趁机扶着树站起来，捂着流血的头，朝着村里喊“救命”。高家兄弟见有人来，也不敢再打，慌忙收拾起铁锹，朝着村外跑了。
胡青海赶紧把哥哥送到镇上的医院。医生一看，后脑勺两道口子，手臂一道口子，一共缝了23针。“再偏一点，就伤到脑干了，命就没了。”医生的话，让胡文海浑身发冷。
按理说，遭了这么大的罪，胡文海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可他没有。后来他跟人说：“没有第三方见证，警察只会说是‘地界纠纷’，顶多教育他们几句，罚点钱，拘留几天就放出来了。这口气，我咽不下。”
他选择了“隐忍”，但这份隐忍的背后，是越来越烈的仇恨。他开始琢磨：高家兄弟为什么要打我？他们跟我无冤无仇，肯定是有人指使！
更让他起疑的是，当天晚上，高家兄弟全家四口人，连夜搬离了大峪口村，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不是心里有鬼，怎么会跑这么快？”胡文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第二天，更蹊跷的事发生了，前村支书胡根生，居然主动上门了。
胡文海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胡根生就提着一篮水果，来到了他家。那时候的胡根生，已经不是村支书了，现任村支书是李立生，而李立生，正是高延堂的姐夫。
胡根生坐在炕沿上，看着胡文海包着纱布的头，开门见山：“文海，立生让我来跟你说和说和。”
“说和什么？”胡文海冷冷地问。
“就是高家兄弟打你的事。”胡根生搓了搓手，“立生说了，你缝了23针，一针给你1000块，一共块，这事就算了。”
胡文海当时就火了：“我跟立生关系不错，我凭什么要他的钱？再说了，这事跟他有啥关系？”
胡根生被问得哑口无言，愣了半天，才含糊地说：“就是……立生觉得这事闹大了不好，想帮你一把。”说完，他没多待，放下水果就走了。
胡根生一走，胡文海就坐在炕沿上琢磨：李立生是高延堂的姐夫，胡根生跟李立生关系好，现在胡根生又来送钱，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是他们，一定是他们指使高家兄弟打我，想杀人灭口！”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他想起之前的一件事：乌金山镇供销公司的经理贾润全，曾经找过他，说大峪口村的煤矿，三年少报了5万吨产量，偷漏税100万，少交管理费25万，想找他一起去反贪局举报。胡文海当时没敢答应，但也没反对，贾润全后来真的去举报了。
可举报信递上去之后，晋中市反贪局把案子批给了榆次区税务局稽查处，稽查处去了几趟太原，查来查去，没查出证据，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胡文海后来听说，胡根生和李立生当时还说：“大峪口村没人敢告我，除了胡文海。”
“他们肯定以为是我指使贾润全举报的！”胡文海拍着炕沿，越想越激动，“他们怕我再告他们，就想让高家兄弟把我打死，永绝后患！”
从那天起，胡文海心里的“复仇之火”就烧了起来。他把那把藏了九年的双管猎枪找了出来，擦得锃亮，又买了两盒子弹；他还找人做了两张假身份证，万一“出事”了，好跑路。他甚至计划好了，要在除夕之夜动手，“春节晚会一开始，家家户户都在看电视，没人会注意我，到时候我想杀谁就杀谁。”
可他没动手。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还有牵挂，他的女儿和儿子。“我死了没关系，孩子不能没有爹。”他跟老婆说。
那时候的胡文海，还想过“走正道”。他觉得，胡根生他们贪污腐败，只要找到证据，就能把他们送进监狱，不用自己动手。于是，他开始搜集证据，准备上访。
胡文海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旦决定要做，就会做到底。他先是找到了1992年到1993年的村煤矿工资表，那时候煤矿实行计件工资，挖一吨煤给多少钱，运一车煤给多少钱，都记在工资表里。凭着这些工资表，他就能算出煤矿的实际产量，再跟上报的产量对比，就能看出猫腻。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胡文海拿着计算器，算了整整一夜，最后得出一个数：胡根生他们这些年，至少贪污了500万！
“有证据了！”胡文海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他挨家挨户地跑，找村民签名，他想让大家跟他一起上访，人多力量大。村民们有的怕惹事，不敢签；有的觉得胡根生他们确实有问题，就签了名。最后，他一共拿到了121个村民的签名，凑成了一封联名举报信。
他揣着举报信和工资表，先去了乌金山镇纪委，找负责纪检的崔书记。崔书记接过材料，看了一眼，说：“文海，最近事多，过两天我再查，你先回去吧。”
胡文海信了，回去等了半个月，没动静。他又去找崔书记，崔书记还是那套话：“再等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就处理。”
这一等，又是一个月。胡文海明白了：“这是官官相护，不想管！”
他不死心，又去了榆次区纪委，再去晋中市纪委，最后甚至跑到了山西省纪委。他不光找纪委，还找公安局，两条腿走路，就不信没人管。
之前举报过煤矿的贾润全，听说他要上访，专门来找他：“文海，我跟你说，上访得有两个准备：一是有时间，得专门盯着；二是有钱，坐车、吃饭都得花钱，必要的时候还得买点东西。你别像我，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胡文海把贾润全的话记在心里，他拿出家里仅剩的积蓄，当成上访的经费。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坐最早的班车去市里，最晚的班车回村，有时候为了等一个领导，能在机关门口蹲一整天。
省纪委和省公安厅的接待人员，态度确实不错，热情地听他说完情况，还把他的材料批给了晋中市公安处。晋中市公安处又批给了榆次区公安局，可到了区公安局，材料就被压了下来，一压就是五个月。
他去找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大队长，大队长叹了口气：“文海啊，破案得有人手，还得有经费，我们现在没人没经费，没办法啊。”
胡文海赶紧说：“经费我出！人手不够，我帮你们找！”
大队长又找了个理由：“不是经费的事，我们手里的案子太多，实在腾不出人。”
胡文海还去找崔书记，崔书记被他缠得没办法，急了：“你就算告到中纪委，材料最后还得回到我这，我不办，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这样，八个月过去了。胡文海跑遍了各级机关，磨破了两双鞋，花光了积蓄，可举报信就像石沉大海，一点回音都没有。
他站在晋中市纪委的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浑身无力。“正道走不通了，那就只能走歪路了。”他心里的“复仇之火”，终于烧到了顶点。
2001年10月26日，距离胡文海被打已经过去两年多，距离他开始上访也过去了八个月。这一天，一个叫刘海旺的男人，想当“和事佬”，把胡文海和胡根生的矛盾化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