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副处长站在厨房中央，仔细观察着每一个角落。他的目光落在厨房的窗户上 —— 窗户是木头做的，没有装玻璃，只用一层塑料布糊着，塑料布上有几个破洞，风从破洞里吹进来，带着戈壁滩的凉意。他走过去，蹲下身，看着其中一个破洞：这个破洞边缘很整齐，不像是风吹破的，倒像是用刀子划开的，而且塑料布的断口还是新的，没有灰尘，应该是最近才破的。
“小周，过来看看这个窗户。” 靳副处长喊来负责痕迹勘查的技术员，“这个破洞像是人为划开的，你看看周围有没有留下痕迹。”
小周走过来，用勘查灯照着破洞，又看了看窗户框：“靳处，破洞边缘有细微的纤维，像是刀子划的时候留下的，而且窗户框上有一个淡淡的脚印，应该是有人从外面爬进来时，脚踩在上面留下的。” 他蹲下身，用尺子量了量脚印的大小：“大概 42 码，男性的脚印。”
靳副处长站起身，走到窗外。窗外是一片空地，种着三棵白杨树，地面上是松软的泥土，上面有几个杂乱的脚印，有的深，有的浅。他跟着脚印往前走了几步，脚印在白杨树旁边消失了 —— 应该是凶手从这里爬进厨房，投毒后又从这里离开的。
“投毒时间应该在 17 号晚上 9 点到 18 号凌晨 4 点之间。” 靳副处长对身边的侦查员说，“刘某某夫妇 18 号早上 6 点多吃早饭，吃完就中毒了，说明毒是前一天晚上下的；中午村民吃的臊子面，用的是前一天炖好的臊子和辣椒酱，所以毒应该就下在这两样东西里。
技术人员在厨房一共提取了 13 种检材：羊肉臊子、辣椒酱、铁锅边缘的残留物、碗柜门把手的指纹、窗户框上的脚印、地面的灰尘、装臊子的搪瓷盆、装辣椒酱的陶瓷碗、筷子、锅铲、面粉袋上的痕迹，还有窗外地面的泥土和脚印模型。每一份检材都装在密封袋里，贴上标签，由专人保管，准备送回自治区公安厅的化验室进行精确检测。
从刘家出来，靳副处长在村里召开了临时会议，让侦查员们分成两组：一组留在村里，走访村民，了解刘某某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人和他有矛盾；另一组去县医院，继续询问中毒的村民，收集更多线索。
“记住，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靳副处长对侦查员们说，“凶手就在这个村里，或者离村子不远，他肯定和刘家有过节，我们要把所有和刘家有过矛盾的人都找出来，一个个排查。”
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村里的村民都很配合，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大家都希望早点抓住凶手。有人说，刘某某为人和善，平时连鸡都舍不得杀，跟邻居们从来没红过脸；有人说，刘某某前几年帮村里的贫困户王某某盖房子，自己垫了好几百块钱，都没要回来；还有人说，刘某某唯一的 “麻烦”，就是有人传他和村里的三个有夫之妇走得近，但都是谣言，没真凭实据。
侦查员们找到了那三个有夫之妇的丈夫，分别进行询问。第一个丈夫叫马建国，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说：“我知道有人传我媳妇和老刘的谣言，都是瞎编的，老刘不是那样的人，我跟老刘关系还不错，这次我也吃了面条中毒了，现在还难受呢。” 第二个丈夫叫张顺，在县城打工，17 号晚上没回村，有不在场证明。第三个丈夫叫李刚，因为阑尾炎，17 号就住进了县医院，根本没机会投毒。
排查了五天，侦查员们走访了村里的 50 多户人家，记录了 200 多页的口供，可还是没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刘某某的社会关系很简单，除了那几个谣言，没和任何人结过仇，甚至连邻里之间的小摩擦都很少。
10 月 23 号，靳副处长在奇台县公安局的会议室里召开案情分析会。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侦查员们的脸上都带着疲惫，连续五天高强度工作，却一点进展都没有，大家心里都很着急。
“大家再想想，有没有漏掉的地方？” 靳副处长看着大家，手里拿着笔，在本子上画着圈，“中毒的都是参加丧事、吃了臊子面的人，没吃的都没事，这说明凶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针对刘某某一家，其他人是意外中毒。”
“会不会是外面的人干的？比如路过的流浪汉，或者和刘家有旧仇的外地人？” 一个年轻的侦查员问。
“可能性不大。” 靳副处长摇了摇头，“外面的人不知道厨房里有羊肉臊子。而且，投毒需要进入厨房，刘家的窗户虽然有破洞，但位置很偏，只有村里人知道那个窗户容易爬进去。”
“那会不会是凶手在现场，或者在附近观察？” 另一个侦查员说，“他看着大家吃面条，看着有人中毒，甚至可能混在帮忙的人里，假装关心，实际上在看情况。”
这句话像一道光，照亮了靳副处长的思路。他猛地抬起头：“对！凶手很可能在 18 号那天去过刘家，甚至帮忙办丧事，但他没吃臊子面，因为他知道面里有毒！我们之前排查的是和刘家有矛盾的人，现在换个思路，排查 18 号那天到过刘家，但没吃过臊子面的人！这些人最可疑！”
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都觉得这个思路可行，凶手既然知道面里有毒，肯定不会吃，所以 “到过刘家没吃面条”，就是一个重要的筛选条件。
“立刻去村里排查！挨家挨户问，18 号那天谁去了刘家，谁没吃面条，为什么没吃！” 靳副处长下令。
侦查员们分成五组，再次走进东戈壁十三村。这次排查比之前更细致，他们不仅问村民，还让帮忙办丧事的人回忆当天的场景，列出所有到过刘家的人的名单，然后逐一核对谁吃了面条，谁没吃。
两天后，排查结果出来了，全村 18 号那天到过刘家的人有 68 个，其中 66 个都吃了臊子面，只有两个人没吃：48 岁的郭永学和他 17 岁的儿子郭庆文。
这个结果让侦查员们立刻警觉起来。郭永学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蹭饭王”，谁家办喜事、办丧事，他肯定第一个到，不仅帮忙，还吃得比谁都欢。可 18 号那天，他不仅在刘家帮忙料理丧事，还在厨房待了将近 20 分钟，却一口臊子面都没吃，只说自己 “肚子疼，没胃口”，这太反常了。
侦查员们立刻去走访郭永学的邻居。邻居王大爷说：“17 号晚上我还看到郭永学在村口抽烟，跟他打招呼，他没理我，脸色不太好。18 号早上，我看到他去了刘家，中午的时候就回来了。”
另一个邻居李大妈说：“郭庆文那孩子，平时就不学好，去年偷了村里马某某家的摩托车，被马某某打了一顿；还有一次，他偷刘某某家的电，被刘某某抓住了，送到派出所蹲了三天，从那以后，他就跟刘某某结了仇，有时候在路上碰到刘某某，还会瞪他一眼。”
更可疑的是，侦查员们询问郭永学 17 号晚上到 18 号早上的活动情况时，郭永学支支吾吾，一会儿说 “在家看电视”，一会儿说 “去村口散步”，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没有人能证明他的行踪。
10 月 25 号晚上，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对郭永学采取留置措施，进行进一步询问。当侦查员们来到郭永学家时，郭永学正在院子里喂鸡，看到穿警服的人，他的手明显抖了一下，鸡食撒了一地。
“郭永学，跟我们走一趟，有些情况需要你配合调查。” 侦查员说。
郭永学脸色发白，却还是强装镇定：“我…… 我没犯法，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只是配合调查，你不用紧张。” 侦查员拿出传唤证，“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郭永学没办法，只能跟着侦查员上了警车。可谁也没想到，郭永学被留置后，他的儿子郭庆文却突然不见了。郭庆文的姐姐郭庆梅说，25 号下午，郭庆文来找她，想借 1000 块钱，说 “要去县城找朋友玩”，她觉得郭庆文不对劲，就没借给他，郭庆文骂了一句，就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
“他肯定是想逃跑！” 靳副处长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下令，“在村里和县城的各个路口设卡，加大巡逻力度，一定要抓住郭庆文！他是关键人物！”
10 月 26 号早上 6 点多，蹲守在郭永学家附近的侦查员发现，一个穿着黑色外套、戴着帽子的年轻人鬼鬼祟祟地走到郭永学家门口，正是郭庆文。侦查员们立刻围上去，郭庆文想跑，可没跑两步就被抓住了。
“你们放开我！我没犯法！” 郭庆文挣扎着，脸色苍白，眼神里满是恐慌。
侦查员把郭庆文带到奇台县公安局，开始询问。一开始，郭庆文还嘴硬，说自己 “只是去县城找朋友，没找到，就回来了”，可当侦查员问他 “朋友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时，他却答不上来。
专案组决定对郭永学和郭庆文进行指纹、掌印、足印的采集。采集指纹时，郭永学的手一直在抖，按了好几次，指纹都不清晰，最后还是侦查员按住他的手，才采集成功；郭庆文则低着头，不敢看侦查员的眼睛，采集足印时，他的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半天不敢踩在印泥上，最后还是被侦查员按住，才留下了足印。
10 月 26 号晚上，询问郭庆文的侦查员带来了消息：郭庆文承认自己投毒了。
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的人都很兴奋。靳副处长立刻赶到询问室，听郭庆文的交代。
郭庆文坐在椅子上，双手抱着头，声音很低：“我本来是想给马某某家投毒的，因为马某某父子去年打了我爸，我气不过，想报复他们。17 号晚上，我爬进马某某家的厨房，想下毒，可他们家有人，我没敢，就走了。路过刘某某家时，看到他家灯灭了，就想起之前偷电被他抓过，弟弟也被他儿子打过，就一时糊涂，爬进他家厨房，把毒下在臊子和辣椒酱里了。”
他还详细交代了自己 16 号到 18 号的活动情况，精确到了分钟：“16 号下午 3 点，我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老板可以作证；17 号早上 8 点，我去地里帮我爸割玉米；17 号晚上 8 点，我在家看电视，看的是《西游记》；17 号晚上 10 点，我偷偷溜出去投毒……”
可当侦查员问他 “毒药是从哪里来的”“投毒时用的什么工具”“剩下的毒药在哪里” 时，郭庆文却开始回避，要么说 “记不清了”，要么说 “当时太紧张，没注意”，甚至还说 “毒药是在县城的小卖部买的，可我忘了是哪家”。
靳副处长觉得不对劲 —— 郭庆文对无关紧要的时间记得很清楚，可对关键的毒药来源和投毒工具却含糊其辞，这很反常。他决定对郭庆文进行测谎。
10 月 27 号上午，测谎专家来到奇台县公安局，给郭庆文做测谎。测谎仪的电极贴在郭庆文的胸口、手腕和手指上，屏幕上显示着他的心率、血压和皮肤电阻。
“你是不是将毒鼠强投放到刘某某家的羊肉臊子和辣椒酱里？” 测谎专家问。
郭庆文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屏幕上的心率曲线突然飙升，从每分钟 80 次一下子涨到了 130 次，皮肤电阻也剧烈波动。
“你是不是在撒谎？” 专家又问。
郭庆文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屏幕上的曲线乱得像一团麻。
测谎结果很明显：郭庆文在撒谎。他承认投毒是假的，或者说，他隐瞒了关键信息。
11 月初，郭庆文突然全面翻供，说之前的口供是 “被侦查员逼的”，自己根本没投毒，还说 “侦查员打我、骂我，我受不了，才编了瞎话”。当时负责审讯的预审员年轻，没经验，听到郭庆文翻供，还和他发生了争执，导致审讯工作陷入停滞。
专案组紧急开会，分析情况。靳副处长说：“郭庆文才 17 岁，虽然没犯罪前科，但很狡猾。他知道我们现在没有直接证据，所以敢翻供。我们不能急，得调整策略 —— 一方面，换经验丰富的预审员，跟他慢慢磨，打心理战；另一方面，对他和郭永学采取技侦手段，监听他们的通话，观察他们的言行，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
专案组调来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资深预审员老周。老周今年 58 岁，干了 30 多年预审，什么样的嫌疑人都见过。他没有一上来就问投毒的事，而是跟郭庆文聊家常，聊他在兰州打工的经历，聊他的弟弟。
一开始，郭庆文很警惕，不怎么说话。可聊了几天，他渐渐放松了警惕，开始跟老周说话。老周发现，郭庆文虽然表面强硬，但内心很脆弱，特别在乎他的弟弟。
同时，技侦部门也有了新发现 —— 他们监听到郭庆文在看守所里和前来探望的郭永学对话，郭庆文压低声音说：“爸，你听清楚，就是我投的毒，我完蛋了，你别跟他们说太多，不然你也会被牵扯进来。”
这句话被录了下来，成为了重要证据。
第二次测谎时，老周陪着郭庆文一起去。测谎专家问了 52 道题，从他的童年问到打工经历，再问到投毒案。每一道题，郭庆文的心理都有明显波动，特别是问到 “你投毒时用的什么工具”“你把剩下的毒药藏在哪里” 时，他的心率和皮肤电阻波动最大 —— 只有真正的投毒者，才会对这些细节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更重要的是，侦查员们发现，只要关掉录像，郭庆文就很放松，还会跟老周聊天，甚至抱怨 “拘留所的饭不好吃”；但只要打开录像，或者有人记录，他就立刻变得紧张，要么沉默，要么胡言乱语。这说明他知道自己的话会成为证据，所以在有记录的情况下，故意隐瞒真相。
这些线索让专案组更加确定，郭庆文就是投毒者，他一直在撒谎，试图掩盖真相。
与此同时，侦查员们还去调查了郭庆文和马某某、刘某某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郭庆文和马某某家确实有矛盾。
2001 年 9 月 22 号，郭庆文从兰州打工回家，听说父亲郭永学因为宅基地的事，被马某某父子殴打，还被马某某骂 “窝囊废”，郭庆文当时就火了，在村里的小卖部里扬言 “要让马某某全家死光，出这口气”。
而郭庆文和刘某某家的宿怨，比大家想象的更深。2000 年夏天，郭庆文因为家里没钱交电费，就偷偷拉了一根电线，从刘某某家的电表上偷电。刘某某发现后，没有私下跟他说，而是直接报了警，郭庆文被派出所拘留了 3 天，还罚了 500 块钱。从那以后，郭庆文就恨上了刘某某，觉得刘某某 “不给面子，故意让他丢人”。
2001 年春天，郭庆文的弟弟郭庆武在村里的操场上和刘某某的儿子刘建军打架，郭庆武被打哭了，回家告诉了郭庆文。郭庆文找到刘建军，想替弟弟出头，结果被刘建军骂了一句 “小偷，还好意思来”，郭庆文觉得更丢人了，当时就放狠话：“你等着，我早晚让你们家不好过！”
还有村民反映，17 号晚上 11 点左右，曾看到郭庆文打着手电筒，往马某某家的方向走，手里还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当时村民以为他是去串门，没在意，现在想来，那个塑料袋里很可能装着毒鼠强。
当这些证据和线索都摆在郭庆文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2002 年 1 月 18 号，在老周的耐心劝说下，郭庆文终于交代了自己的全部作案事实。
“我在兰州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工友，他说毒鼠强能毒老鼠，也能毒人，我就跟他要了几包，本来是想留着万一用得上。” 郭庆文低着头，声音里带着哭腔，“9 月份回家，听说我爸被马某某打了，我就想报复马某某，想给他家投毒，让他们难受。”
“10 月 17 号晚上 7 点半，我从家里拿了两包毒鼠强，放在裤兜里，又带上一副白色的线手套 —— 那是我妈织的，边缘是红色的，我怕留下指纹。我打着手电筒，往马某某家走，到了他家门口，发现他家的灯还亮着，院子里还有人说话，我不敢进去，就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人关灯，我就想‘算了，等以后再找机会’。”
“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刘某某家，我看到他家的灯已经灭了，心里突然想起偷电被他抓、弟弟被他儿子打的事，越想越生气，就觉得‘凭什么他刘某某这么得意，我要让他也尝尝痛苦的滋味’。”
“我绕到刘某某家的厨房窗户旁边，用刀子把塑料布划了一个洞，然后爬了进去。厨房很黑，我用手电筒照了照，看到碗柜里有一个搪瓷盆，里面是羊肉臊子，旁边还有一个陶瓷碗，装着辣椒酱。我打开毒鼠强的包装，把大半包撒进羊肉臊子里，剩下的小半包倒进辣椒酱里，又把另一包毒鼠强全部倒进辣椒酱里 —— 我想‘多撒点，让他死得快一点’。”
“做完这些，我赶紧爬窗户出来，跑到村东头的一条干渠旁边。我怕手套和毒鼠强的包装纸留下证据，就用火柴把包装纸烧了，把手套扔进了干渠里的一个石头缝里，然后偷偷回了家。我妈问我去哪里了，我说‘去村口散步了’，她也没怀疑。”
“18 号早上，听说刘某某夫妇中毒了，刘某某死了，我心里有点害怕，但也有点解气。中午去刘家帮忙，看到他们煮臊子面，我知道面里有毒，就说‘肚子疼，没胃口’，没敢吃。后来看到那么多村民中毒，我才慌了，怕被抓住，就想逃跑……”
郭庆文说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我没想到会害这么多人，我只是想报复马某某和刘某某，没想到会连累那么多无辜的人……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根据郭庆文的交代，专案组立刻派人去村东头的干渠里寻找证据。干渠里全是石头和杂草，冬天的戈壁滩很冷，侦查员们踩着冰冷的石头，一点点地找，手都冻得通红。找了一下午，终于在一个隐蔽的石头缝里，找到了那副白色的线手套 —— 手套的边缘是红色的，和郭庆文描述的一模一样，手套上还残留着一点红色的痕迹，像是辣椒酱。在手套旁边，还找到了几片烧剩的报纸残片，上面隐约能看到 “毒鼠强” 三个字。
技术人员把手套和报纸残片带回公安厅化验。化验结果显示：手套上的红色痕迹，和刘某某家辣椒酱的成分完全一致；报纸残片上的毒鼠强，和刘某某家羊肉臊子、辣椒酱里的毒鼠强成分完全相同。
铁证如山，郭庆文再也无法抵赖。2002 年 3 月，郭庆文因投放危险物质罪，被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 “1018 投毒案”。
法庭上，郭庆文穿着囚服，低着头，不敢看台下的受害者家属。刘建军坐在台下，看着郭庆文，眼里满是仇恨 。他的父亲没了，母亲还在医院里，至今还没完全康复，那些中毒的村民，有的落下了后遗症，经常头晕、抽搐，这一切都是郭庆文造成的。
当法官问郭庆文 “有没有什么要辩解的” 时，郭庆文抬起头，眼泪流了下来：“我对不起刘某某，对不起那些中毒的乡亲，对不起我的父母…… 我一时糊涂，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做了错事，我愿意接受惩罚。”
2002 年 4 月，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郭庆文因投放危险物质罪，造成 1 人死亡、45 人中毒的严重后果，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注：根据 2001 年《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满 16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故判处死缓）
判决下来后，郭庆文没有上诉。他被送到监狱服刑，开始了漫长的刑期。郭永学因为没有参与投毒，也没有包庇郭庆文的证据，被释放回家，但他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村民们都躲着他，觉得他教出了一个杀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