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20 日清晨，她对下属说：我妈病了，回温州看看。 随后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直奔浦东机场。那辆刚买的丰田轿车被扔在停车场，副驾上还留着她常穿的红色风衣，风一吹，衣角扫过积灰的地面。
在荷兰鹿特丹的中餐馆后厨，杨秀珠正佝偻着背洗碗。热水烫得她手发红，洗洁精泡沫溅进眼里，辣得她直眨眼。杨老太，快点！ 老板催她，她慌忙点头，手里的盘子差点滑掉。谁能想到，这个洗盘子的老太太，曾是前呼后拥的副市长？
她在荷兰藏了 11 年，最怕逢年过节。有回看到电视里播放温州的龙舟赛，她突然捂着脸哭了 —— 她想家了，想巷子里那碗加了虾米的馄饨。可她不敢回去，直到 2014 年 天网行动 启动，追捕的风声越来越紧，她才在纽约长岛的一间地下室里崩溃：我自首，我要回国。
五、尘埃落定：红通首犯的终局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上海浦东机场的舷梯上，杨秀珠戴着墨镜，步履蹒跚。她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再也挺不起当年那股子 老娘天下第一 的架势。海关人员核对身份时，她突然摘下墨镜，露出一双浑浊的眼睛 —— 右眼因黄斑变性几乎失明，左眼也只能模糊看见人影。是我，杨秀珠。 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押解她的警车驶过上海街头，窗外的高楼大厦一闪而过。她突然问：温州的人民路，改造得怎么样了？ 没人回答她。当年她拍着胸脯说 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的人民路，如今早已成了繁华商圈，只是再也没人记得，那个踩着高跟鞋在工地上叉腰骂人的女市长。
六、法庭上的最后谢幕
2017 年 10 月 13 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里，气氛肃穆。杨秀珠穿着一身灰色囚服，坐在被告席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椅面。当检察官念出 贪污 1100 余万元、受贿 150 余万元 的指控时，她突然抬起头，嘴角扯出一丝冷笑：这点钱，还不够我当年批一块地的零头。
庭审进行到一半，她要求发言。法警递过话筒，她清了清嗓子，声音突然洪亮起来，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温州大戏院给干部训话的场景：我杨秀珠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从馒头店混到副市长，靠的就是一个 字。可我忘了，这 字前面，得有个 字。
说到动情处，她突然朝着旁听席深深鞠了一躬。这一躬，弯得很慢，后背的褶皱里藏着 13 年流亡的风霜 —— 在荷兰中餐馆洗过的碗、在美国监狱缝过的囚服、在纽约地下室啃过的冷面包，都随着这一躬，轻轻落在了尘埃里。
我对不起温州的老百姓。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当年拆了你们的房，占了你们的地，我... 我给你们赔罪了。
旁听席上，坐着几位当年的拆迁户。其中一位老太太攥着纸巾，眼泪掉在膝盖上 —— 当年杨秀珠带人扒她家房顶时，她曾指着鼻子骂 你个卖馒头的没良心，可此刻看着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心里只剩一声叹息。
七、馒头店前的回望
判决下来那天，温州县前街道的 王记馒头店 换了新招牌。新来的店主听说了杨秀珠的故事，总爱跟顾客念叨：当年那个开票的姑娘，要是一直卖馒头，会不会活得踏实点？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杨秀珠在狱中表现良好，靠着给其他服刑人员读报纸、写家书打发时间。有回监狱组织看纪录片《红色通缉》，放到她在荷兰中餐馆洗碗的片段时，她突然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
2024 年，她因狱中表现获得减刑，出狱那天，阳光正好。前来接她的，是当年她收养的女儿 —— 那个被她丢在领导夫人家门口的小女孩，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母女俩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着。路过一家馒头店时，热气腾腾的白雾涌出来，裹着熟悉的麦香。杨秀珠突然停下脚步，望着 红糖馒头 的招牌，眼眶湿了。
妈，回家吧。 女儿轻轻拉她的手。
她点点头，一步三回头地跟着走了。阳光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段被岁月揉皱又慢慢展平的往事。
这个从馒头店走出来的女人，用一生验证了一个道理：权力就像酵母，能让野心膨胀成庞然大物，可一旦脱离了规矩的蒸笼，最终只会发成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而那些曾被她踩在脚下的平凡日子，到头来，竟成了最奢侈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