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波罗的海，芬兰湾东端。
这里的海不是蓝色，而是一种令人心悸的铁灰色。厚重的低云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沉甸甸地压在桅杆顶端。尽管已是初夏，但空气中依然带着一股从北极圈吹来的寒意。
悉尼号重减慢了航速，小心翼翼地穿过喀琅施塔得要塞那如同鲨鱼牙齿般密集的布防区。
两艘俄国驱逐舰像紧张的牧羊犬一样伴随在侧，它们的炮衣虽然还在，但炮口却隐隐指向这支不速之客。
“气氛不对。”
克雷斯维尔准将放下望远镜，哈出的白气在舰桥玻璃上凝结成霜，“殿下，要塞的探照灯在白天都开着。而且，刚才那艘引导船的信号旗语很慌乱，他们似乎不知道该把我们停在哪儿。”
“因为我们来得恰逢其时。”
亚瑟站在海图桌前，手里捏着一张刚收到的电报纸。那是CSB在圣彼得堡的线人用急件发来的。
“两天前，6月3日。沙皇陛下刚刚签署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诏书。斯托雷平总理修改了选举法，大批激进派议员被捕。”
亚瑟将电报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现在的圣彼得堡，就像一个等着倒计时爆炸的炸药。”
“那我们还要进港吗？”道尔有些担忧，“这时候访问，可能会被误解为对暴政的支持。伦敦的自由党报纸会骂死我们的。”
“支持？不，道尔。我们是来抄底的。”
亚瑟整理了一下大衣，眼神冷峻。
“一个稳定的俄国对我们没用。一个混乱的、急于甩掉包袱的俄国，才是我们的金矿。”
“传令：主炮归零，升起礼宾旗。告诉俄国人，南方的亲戚来串门了。顺便，让乐队在甲板上演奏《天佑沙皇》，现在只有上帝能保佑他了。”
……
同一时间，南半球。南澳大利亚，艾恩诺布。
埃辛顿·刘易斯正站在烈日下。
这里是澳洲大陆最干旱、最荒凉的内陆边缘。红色的尘土覆盖了一切，连桉树的叶子都是红色的。
巨大的露天矿坑里，几台蒸汽挖掘机正在喘息，发出的声音像是一头濒死的老牛。
“停机！停机！”
一名工头大喊着冲过来，满脸都是红色的泥浆，“锅炉过热了！安全阀已经跳了两次，再挖下去就要炸了！”
刘易斯摘下满是红尘的安全帽，狠狠地摔在地上。
“该死！”他骂了一句，“这已经是这个星期坏掉的第三台了。德国人的机器也受不了这种见鬼的天气吗？”
“老板，不是机器的问题。”工头擦着脸上的泥浆，“是人的问题。太热了，四十五度！工人们受不了。操作员因为中暑晕倒了，新手不懂怎么控制压力。”
“那就换人！”
“没人可换了！”工头摊开手，“昨天又有二十个爱尔兰人辞职了。他们说宁愿回悉尼去码头扛大包，也不在这儿吃土。而且……”
工头压低了声音：“工会那边的人在闹事，说这里的条件违反了劳动保护法，威胁要罢工。”
刘易斯看着眼前那座巨大的、品位高达65%的赤铁矿山。这是财富，也是诅咒。
自从白澳政策严格执行以来，廉价耐劳的亚洲劳工被挡在国门之外。而娇贵的英国移民根本不愿意来这种不毛之地。
“现在的进度，别说给德国人供货了，连纽卡斯尔钢铁厂的高炉都要断粮了。”
刘易斯咬着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撕下一页纸，飞快地写了几行字。
“给殿下发电报。加密，特急。”
“快去！”
……
圣彼得堡，涅瓦大街。
亚瑟的车队在哥萨克骑兵的护卫下，向冬宫疾驰。
这座城市失去了往日的优雅。街道两旁并没有欢呼的人群，只有沉默而充满敌意的市民。商店的橱窗大多拉上了铁闸，墙壁上还残留着刚刚被撕掉的抗议标语的痕迹。
在经过喀山大教堂时，车队被迫减速。
一群衣衫褴褛的示威者试图冲破警戒线。他们没有武器，手里挥舞着红旗和圣像，高喊着刚刚被捕的杜马议员的名字。
“为了土地！为了自由！”
喊声刚起，就被一阵密集的马蹄声淹没。
几十名哥萨克骑兵并没有开枪，而是挥舞着马鞭，毫不留情地抽向人群。
惨叫声、咒骂声混杂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