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见·皖南事变
一＞、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沉痛转折与历史镜鉴
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山区，寒雾弥漫在青弋江两岸，本该是国共携手抵御日寇的战场，却响起了同胞相残的枪声。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奉命北移途中突遭国民党顽固派重兵伏击，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共惨剧就此发生。
这便是载入中国抗战史与国共关系史的“皖南事变”。它不仅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更以鲜血为代价，深刻影响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格局，成为后世审视民族危亡时刻党派抉择的重要历史坐标。
二＞、见·事件背景：暗流涌动的“北移”迷局与反共阴云
一九四零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将主要兵力转向敌后战场，对八路军、新四军开展频繁“扫荡”；而国民党顽固派却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下，不断加剧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摩擦——从一九三九年的“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到一九四零年的“黄桥战役”，反共逆流逐渐升级，为皖南事变埋下了祸根。导火索源于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发出“皓电”。
这份电报无视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抗日功绩（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零年，新四军就对日伪军作战二千余次，歼敌五万余人），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部队缩编为十万人。明眼人皆知，这一要求暗藏杀机：黄河以北早已被日军严密控制，八路军、新四军北移无异于自投罗网；而缩编要求更是试图削弱中共抗日武装的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出发，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佳电”），明确拒绝“北移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但为表合作诚意，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这一让步，本是为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却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为“软弱可欺”，一场针对皖南新四军的伏击计划悄然酝酿。
此时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面临着两难困境：军部及所属部队（主要为第一、三、五、九团）共九千余人，驻扎在安徽泾县云岭地区，北移路线被国民党军层层封锁。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的密令，调集了七个师共八万余人（包括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在新四军北移必经的泾县、太平、旌德一带构筑了四道封锁线，形成“口袋阵”，只待新四军进入伏击圈。
三＞、见·事件经过：青弋江畔的血战与悲壮突围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夜，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冒着寒风细雨，从云岭出发，开始北移。最初，部队计划经铜陵、繁昌一带北渡长江，但因日军加强长江防务，临时改道经旌德、宁国、广德，再转赴苏南，最终北渡长江。这一临时改道，使部队陷入了国民党军预设的包围圈。
一月六日，当新四军先头部队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的丕岭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第四十师的伏击。枪声打破了山区的寂静，新四军仓促应战，叶挺一面指挥部队反击，一面致电顾祝同，要求其制止部队进攻，却遭到顾祝同的无视。
随后，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从四面八方向新四军发起猛攻：第四十师、五十二师、六十二师从正面推进，第一零八师、一四四师从侧翼包抄，第七十九师、一九二师则切断新四军的退路，妄图将新四军“一网打尽”。
彼时的新四军，虽有抗日作战的丰富经验，但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且身处地形复杂的山区，处境极为艰难。叶挺临危不乱，将部队分为三路：第一团为左路，向旌德方向突围；第三团为右路，向太平方向突围；军部及第五、九团为中路，向茂林方向突围。
然而，国民党军凭借优势兵力和预设阵地，对新四军展开了疯狂进攻——飞机低空扫射，重炮轰击阵地，步兵轮番冲锋，新四军的阵地一次次被突破，又一次次在战士们的血肉之躯下夺回。
七日至十日，战斗进入最惨烈阶段。中路军在高岭、坑口一带与国民党军激战，战士们用步枪、手榴弹对抗敌人的重机枪和迫击炮，不少连队打到只剩十几人，仍死守阵地；右路第三团在清弋江两岸与敌周旋，团长黄火星率部反复冲锋，最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分散突围；左路第1团在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时，遭到敌第144师的围追堵截，团长傅秋涛率部分战士突出重围，其余战士大多牺牲或被俘。
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军对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石井坑发起总攻。此时的新四军军部仅剩二千余人，粮弹耗尽，伤员遍地。叶挺深知突围无望，为保护剩余战士的生命，决定亲自前往国民党军第32集团军司令部谈判。然而，当叶挺抵达后，却被上官云相无理扣押——这便是后来震惊全国的“叶挺被扣”事件。
叶挺被扣后，新四军军部失去指挥核心，剩余部队虽继续顽强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于月十四日被国民党军攻破阵地。项英、周子昆（新四军副军长）在突围中转移至泾县蜜蜂洞，却于三月十二日被叛徒刘厚总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为避免被俘，毅然举枪自尽。
至一月十七日，皖南新四军部队除约二千人（包括傅秋涛、黄火星等率领的部分突围人员）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七千余人或牺牲、或被俘，武器装备几乎全部损失。
四＞、见·事件结果：反共逆流的破产与新四军的重生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毫无悔意，反而倒打一耙。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电，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一蛮横举动，彻底暴露了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面目，也将国共关系推向了破裂的边缘。中共中央对此作出了迅速而坚决的回应。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明确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地制造反共惨剧”，要求全党全军“坚决反抗国民党的进攻”，同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使统一战线破裂”。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的新四军军部下辖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九万人，继续在华中敌后战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一举措，不仅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新四军”的图谋，更使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中地区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中共通过《新华日报》等媒体，向全国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一月十八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写的挽联：“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十六个字，以悲愤的笔触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迅速传遍全国，引发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共鸣。
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爱国华侨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连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如张冲、冯玉祥等）也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表示不满，认为此举“不利于抗日，只会让日寇坐收渔利”。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对国民党顽固派形成了巨大压力。苏联政府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内战，要求国民党“坚持团结抗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也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指出“中国的内战将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蒋介石的反共政策陷入孤立，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
一九四一年三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八中全会，虽仍坚持反共立场，但不得不表示“以后决无剿共军事”，第二次反共高潮就此落幕。
五＞、见·历史意义：民族危亡时刻的深刻启示
皖南事变虽以新四军的惨重牺牲为代价，却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其历史意义深远而复杂，至今仍给后人以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