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用了最笨的法子。
他先是翻出了所里那幅落满灰尘的行政区划老地图，趴在桌上用放大镜找“陈家庄”。
地名变迁像一层层覆盖的淤泥——“陈家庄”在民国地图上还有，到了五八年就成了“东风生产队”，八二年又改叫“陈庄”。
他拿红笔在地图上圈出三个可能的位置，决定一个一个跑。
第一站，离镇子最近的陈庄。
他骑上那辆老“永久”自行车，车筐里放着笔记本和那封油纸包着的信。
到了村里，他找到村委会，几个村干部面面相觑：“陈砚青？没听过。咱村陈姓都是后来迁来的，老户早没啦。”
第二站，他去了三十里外的东风村。
村里最老的会计翻出一本发霉的工分簿，指着几个名字：“这几个是当年从老陈家庄迁过来的老人，还活着的不多了，孙老栓可能知道点，他爷那辈是老陈家庄的坐地户。”
孙老栓八十六了，耳朵有点背，但脑子还清楚。李国强凑在他耳边大声问：“孙大爷，您听老辈人提过陈砚青这个人吗？”
“陈砚青……”孙老栓眯着眼想了很久，手指在膝盖上一下一下点着，“这名儿……我好像听我爷提过一嘴。”
“您爷？”
“我爷要是活着，得有一百三四十岁了。”孙老栓说，“他小时候在老陈家庄长大。说村里早年间有个读书种子，叫陈砚青，字写得好，文章也好，可惜……命不长。”
“怎么没的？”
“病死的。”孙老栓摇头，“说是心病。家里给说了亲，他不愿意，整天闷在屋里写东西。后来一病不起，二十岁就没了。”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有个侄子，好像叫……陈继业？”孙老栓不太确定，“记不清了。说是砚青没了后，那孩子就搬走了，搬哪儿去了不知道。”
“继业”。 李国强在本子上重重记下这个名字，在旁边打了个问号——如果陈砚青1900年去世，他的侄子如果当时已经出生，现在也该一百多岁了，不可能还活着。
但这至少是个方向。
第三站，他去了县档案馆。
这次他换了个思路——不找陈砚青，找陈继业。
在民国后期的户籍迁移记录里，他翻到了一条：
“陈继业，原籍陈家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迁入县城西关街十四号。职业：教书。”
迁移原因一栏写着：“投亲。”
“投亲”？ 李国强心里一动。陈继业如果是陈砚青的侄子，1936年迁到县城时应该是成年人了。他投的“亲”是谁？会不会……就是陈砚青生前在县城的某种社会关系？
顺着这条线，他在档案馆角落里找到了那本泛黄的《乡贤辑录》。在“教育人士”一章里，果然看到了那段记载：
“陈继业，字承之，陈家庄人。少孤，赖叔父砚峰教养。砚青早卒，继业感其恩，终生未娶，设私塾于西关，教童子识字。卒于一九六二年。”
此，泣下。”
遗愿未了。
这四个字像钉子一样钉进李国强脑子里。他想起牧尘那句话：“苏婉姐姐等了一百多年了。”
原来等的，不止苏婉一个人。
……
当他带着那封信，找到陈继业的孙子时（这里需要说明：陈继业虽终生未娶，但可能过继了兄弟的孩子，或有养子），老人的反应让李国强更加确信——这事不简单。
老人看着那八封信，手抖得厉害：“这些……这些是我太爷爷（指陈继业）珍藏了一辈子的东西。他临终前交代，一定要收好，说……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取。”
“等人来取？”李国强问。
老人点头，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我太爷爷等了一辈子……我爸也等了一辈子……现在，轮到我了。”
三代人的等待。
李国强站在旁边，看着老人佝偻的背影，听着那压抑的哭声，心里那根弦绷得生疼。
这不再是一个人的执念，而是一个家族跨越世纪的、沉默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