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民国12年）初夏，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堂上，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本上投下斑斓的光影。
陈幽正低头快速记录着教授的讲课重点，笔尖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标题下划下重重一笔——这是他在中山大学学习半年来，最深刻的感悟。
“同志们，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是指导革命实践的武器！”
苏联教授敲了敲黑板，用流利的中文强调，“你们回国后，要把在这里学到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因为中国的国情——农民占绝大多数，和苏联截然不同！”
陈幽猛地抬头，教授的话像一道闪光，照亮了他长久以来的困惑。
在法国时，他专注于华工动员，积累了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到了苏联，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总在思考“如何将工人运动的经验，用到中国农民身上”。
此刻教授的话，让他豁然开朗——理论是骨架，实践是血肉，只有用中国的“血肉”去填充理论的“骨架”，才能形成真正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
课后，陈幽抱着课本，直奔学校的实践研究室。
这里陈列着苏联各地的革命实践案例，从工厂的工会建设，到农村的集体化运动，每一份资料都详细记录了“理论如何指导实践”“实践如何修正理论”的过程。
他在一份苏联农村革命的资料前驻足，上面写着：“初期照搬城市工人运动模式，忽视农民诉求，导致革命受挫；后调整策略，以‘土地改革’为核心，动员农民参与，最终取得胜利。”
“这不正是中国革命要注意的问题吗？”
陈幽在笔记本上写下感悟，“中国农民的核心诉求是土地，就像法国华工的核心诉求是工资，苏联工人的核心诉求是工时。革命不能‘一刀切’，必须抓住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完善策略。”
为了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融合，陈幽主动申请加入学校的“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小组”。
小组的成员大多有国内革命经验，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有的领导过农民运动，有的像陈幽一样，有过旅欧勤工俭学经历。
他们每周召开一次研讨会，结合苏联的理论课程，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如何动员农民”，到“如何建立革命武装”，从“如何应对军阀围剿”，到“如何团结中间力量”，每一次讨论都像一场头脑风暴，让陈幽受益匪浅。
一次研讨会上，大家围绕“农民运动的组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