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里面的中年大姐头也没抬，手指熟练地在键盘上敲打着。
我用颤抖的左手，指向屏幕上那个最便宜的、通往南方陌生小城的车次。“硬座，一张。”声音嘶哑得如同破锣。
“七十八块五。”
就是现在！
我的右手，那只紧握着最后希望（或者说最后耻辱）的右手，极其缓慢地、带着巨大的决心和一丝连自己都唾弃的期盼，伸向了窗口下的凹槽。我将那张皱巴巴、被汗水浸得有些柔软的百元假钞，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心脏在那一刻几乎停止了跳动。
我死死地盯着售票大姐的手。她像之前无数次一样，拈起了钞票。
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
我看到她的手指在钞票的毛主席水印处和金属线上习惯性地摩挲了一下。动作有不到半秒钟的凝滞。
她抬起头，目光第一次正式地落在我的脸上。那目光里没有冰冷的鄙夷，反而带着一种……一种不易察觉的、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的谨慎，甚至是一丝微弱的、试图维护对方颜面的善意。
她微微皱了下眉，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将钞票往我这边稍微推回了一点，同时，她的嘴唇动了动，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
“同志，您……是不是拿错钱了？要不要再仔细看看？”
她在给我台阶下！
我的脸颊瞬间变得滚烫！她看出来了！但她没有声张，她在暗示我！只要我现在立刻收回假钞，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啊！不好意思拿错了！”，然后狼狈离开，至少，能保住这最后一点可怜的、在陌生人善意维护下的体面！
血液嗡的一下冲上头顶，巨大的羞耻感和一丝得救般的侥幸同时攫住了我。我几乎就要伸手去拿回那张假钞——
“喂！前面的！搞什么名堂啊？快点行不行？我们都等着呢！”
一个粗鲁、不耐烦的声音在我身后炸响，像一记重锤，狠狠砸碎了我刚刚升起的那点卑微的期望。
我猛地回头，看到一个穿着工装、满脸横肉、脖子上挂着一条脏兮兮毛巾的中年男人，正不满地瞪着我，他身后排队的人群也开始骚动起来，抱怨声四起。
“就是啊！磨磨蹭蹭的！”
“没钱买什么票啊！”
“拿张假钱糊弄谁呢？当人家看不出来啊？”另一个尖利的女声故意拔高了音量，带着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恶意。
那售票大姐的脸色也变得有些为难和急促起来。在众目睽睽和一片催促声中，她那点微弱的善意，瞬间被现实的洪流冲垮了。
她不再犹豫，拿起那张假钞，对着窗口内的灯光再次快速确认了一下，然后看向我，语气虽然依旧保持着克制，但之前的那点维护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冷硬：
“对不起，你这张是假币，按规定需要没收。请你换一张。”
“假币！”
“果然是假钱！”
“穿得人模狗样的，用假钞！”
身后的议论声和嘲笑声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将我淹没。那些目光，如同无数根针，扎在我身上，将我最后一点试图维持的遮羞布彻底撕碎。我不是一个“可能拿错钱”的可怜人，我是一个“使用假钞”的、活该被唾弃的骗子！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嗡嗡作响。脸颊火辣辣的，如同被无数只手掌反复抽打。在那一片混乱和鄙夷的目光中，我几乎是本能地、僵硬地伸出手，没有去拿回那张被宣判死刑的假钞（它已被售票员收起），而是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踉踉跄跄地挤开身后的人群，在一片“嘘”声和指责声中，无比狼狈地逃出了售票大厅。
冰冷的雨水混合着屈辱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重新站在广场上，寒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单薄的身体。完了，最后的希望，连同那点可怜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就在这时，那个之前卖臭豆腐的干瘦男人，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边不远处。他此刻没有推着他的三轮车，而是换上了一件略显宽大的旧夹克，揣着手，鸭舌帽压得很低，眼神里不再是之前那种做小生意时的讨好，而是闪烁着一种精明的、如同评估货物般的光芒。
他慢慢踱过来，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油滑：
“哥们儿，窗口走不通了吧？”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要票吗？我这儿有。不过嘛……得用值钱的东西换。”
我猛地抬头，看向他。这张脸，几分钟前我还因为一丝可笑的“良心”而放过了他，此刻，却以黄牛的身份，带着毫不掩饰的算计，出现在我面前。
巨大的讽刺，像一把冰冷的匕首，瞬间刺穿了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
原来，我那点微不足道的、自以为是的“善良”，在残酷的现实和生存法则面前，是如此的可笑和一文不值。
我看着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唯一值钱的、已经被雨水打湿的羊绒家居服。寒冷已经让我的身体开始失去知觉，意识也开始模糊。
我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声音嘶哑，带着一种彻底放弃一切的麻木，对着这个曾经的“臭豆腐摊主”，如今的“黄牛”，说出了最终的交易：
“……我用这件衣服，换一张……最快离开这里的……站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