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的秋天，瓦器厂的红火，让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瓦房，一些头脑活络的年轻人，甚至开始在家里装上了电话。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旧时光里的那些贫穷和挣扎，似乎正像秋天的落叶一样，被扫进了记忆的角落。
然而，林福来却感到一种日益加深的焦虑。
这种焦虑，与订单的多少、利润的高低无关。它源于更深沉的失落。他发现，随着村里人腰包的渐鼓，一些更宝贵的东西，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流失。
村里的年轻人，已经没人愿意听张德旺讲鲁班的传说了，他们更热衷于讨论香港“四大天王”谁更帅；女孩子们不再跟刘三奶学纳鞋底、唱民谣，她们聚在一起，谈论的是县城里新开的理发店能做哪种“离子烫”。老槐树下的石磨，彻底成了摆设，上面落满了灰尘。甚至连村里的方言土话，都在被夹杂着港台腔和“普通话”不伦不类的腔调所取代。
瓦盆村，在富裕起来的同时，也正在变得面目模糊。
一天晚上，林福来在他那间堆满旧书的小屋里，翻阅一本从废品站淘来的《民间文学》杂志。其中一篇由一位大学教授撰写的、关于“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文章，像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他。
文章里说，一个民族的记忆，不仅仅记录在史书里，更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口中。那些即将消失的歌谣、传说、手艺和人生经历，是比金子还宝贵的财富，如果不及时记录，它们就会永远地、无声无息地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
“记录……”林福来喃喃自语，他的心脏怦怦直跳。他看着桌上那本被他翻得起了毛边的老账本，一个疯狂而大胆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
他要做瓦盆村的“记录者”。
他要做一次属于他自己的、土办法的“田野调查”。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再也无法遏制。他拿出了自己这几年在瓦器厂攒下的、最大的一笔分红——足足八百块钱。他没有像别人一样，计划着去盖新房或者买一台彩电，而是郑重地将这笔钱交给了即将出远门的吴老虎。
“虎子，帮我个忙。”他对吴老虎说，“去省城的时候，帮我带个东西回来。”
“啥玩意儿？这么金贵？”吴老虎接过钱，掂了掂，好奇地问，“要买‘大哥大’？你那点钱可不够。”
“不是。”林福来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要一台录音机。要那种能录音、能放磁带的，松花江牌的就行，听说皮实。”
吴老虎愣住了，他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林福来：“你要那玩意儿干啥？听歌？咱厂里不是有吗？为了这，你把盖房子的钱都花了？”
“不是听歌，是录音。”林福来没有过多解释，他知道吴老虎无法理解。
吴老虎虽然满心困惑，但还是忠实地完成了任务。一个星期后，一台崭新的、像黑色砖头一样笨重的“松花江”牌双卡录音机，被摆在了林福来的桌上。
林福来的“田野调查”，就从这台散发着塑料气味的机器开始。
他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刘三奶。
他提着一斤槽子糕，走进了刘三奶那间弥漫着草药香气的小屋。老人正弓着腰，在院子里侍弄着那些外人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
“三奶，我想跟您聊聊天。”林福来有些紧张地说明了来意，“我想把您知道的那些老歌谣、老故事，都录下来。”
刘三奶直起身，眯着眼睛打量着他和那台新奇的录音机，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淡淡地说：“人老了，记性不好了，很多事都忘了。”
林不来也不着急，他就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坐下，陪着老人晒太阳，帮她给草药浇水、除草。一连三天，他天天都来，只聊天，不提录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