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中的死寂并未持续太久。寒风卷着雪沫，试图掩盖满地的狼藉和刺鼻的血腥，但那浓烈的死亡气息却如同实质，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幸存者的心头。王大力依旧跪在雪地里，肩膀耸动，对着那名年轻的抗联战士尸体，发出压抑不住的、像受伤野狼般的呜咽。老周瘫坐在一旁，眼神空洞，仿佛魂儿已经跟着那些消逝的生命一起飘走了。
宋梅生缓缓放下敬礼的手，指尖冰凉。他走到王大力身边，用力拍了拍他结实的后背，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大力，站起来！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王大力猛地抬起头，一张粗犷的脸上涕泪交加，混合着硝烟和雪水，显得异常狼狈：“副局长！他们……他们都是为了救俺们才……”
“我知道！”宋梅生打断他，眼神锐利如刀，扫过现场，“所以我们就更得活下去！把眼泪擦干！检查还有没有活口，收集能用的武器弹药，特别是鬼子的！动作要快，刚才枪声这么响，说不定还会有别的鬼子过来！”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沉浸在悲痛中的王大力。是啊，还在敌占区，危险远未解除。王大力用袖子狠狠抹了把脸，红着眼睛站起来：“俺明白！”
两人开始迅速打扫战场。情况比想象的更糟，抗联小队十二人，无一生还。日军也留下了九具尸体。宋梅生强忍着胃部的不适，在一名日军曹长尸体旁，找到了一架完好的望远镜和一个还有半壶水的行军水壶。王大力则像一头搜寻猎物的熊，麻利地卸下日军尸体上的弹药盒、手榴弹，甚至扒下了两件相对厚实的棉大衣。
“副局长，这歪把子只是卡壳了，俺能修好！”王大力兴奋地拖过那挺日军轻机枪，如获至宝。老周也勉强振作起来，帮忙收集散落的步枪子弹。
“只拿轻便必要的！我们得立刻转移！”宋梅生下令。他将自己的南部手枪子弹补满，又将一把日军军官的武士刀（战利品）别在腰后。三人匆匆用积雪草草掩盖了抗联战士的遗体（他们不敢立碑，那会暴露位置），便带着沉重的心情和缴获的物资，再次钻进密林，向着绥化方向继续亡命跋涉。
接下来的两天两夜，如同在地狱边缘行走。白天依靠指南针和地图（已被雪水浸得模糊）辨认方向，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挪动；晚上则寻找岩缝或背风处，三人挤在一起，靠那两件缴获的日军大衣和彼此的体温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干粮很快吃完，只能靠融雪充饥，偶尔王大力用日军刺刀设下的简陋陷阱能抓到一只雪兔或山鸡，便是无上的美味。
老周的身体越来越差，开始咳嗽发烧，显然是受了风寒。王大力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开路和警戒任务，这个憨直的汉子用沉默和行动表达着他的忠诚。宋梅生则时刻警惕着可能出现的追兵或巡逻队，内心的负罪感和对情报是否成功送达的焦虑，像两条毒蛇，日夜不停地啃噬着他的神经。
第三天下午，就在三人几乎到了极限，弹尽粮绝之际，他们终于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山林边缘，远远看到了通往绥化方向的公路，以及公路旁一个孤零零的伪满军检查哨卡。
“副……副局长……俺们……俺们出来了！”王大力嗓音干涩，激动地指着前方。
宋梅生心中却是一紧。出来了，也意味着要再次面对“伪满警察局副局长”这个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麻烦和盘问。
他迅速整理了一下早已破烂不堪、沾满血污泥泞的制服，勉强维持住一点体面，对王大力和老周叮嘱道：“记住，我们是遭遇了大股抗联武装的伏击，车辆被毁，经过苦战才突围出来！其他的，一概不知，尤其不能提电台和后来的战斗，明白吗？”
“明白！”王大力重重顿首。老周也虚弱地点了点头。
三人互相搀扶着，走向那个哨卡。哨卡里的几个伪满士兵看到三个衣衫褴褛、如同野人般的身影靠近，立刻紧张地举起了枪。
“干什么的？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