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因天长治绩突出，升任端州知州（今广东肇庆）。端州是北宋“四大名砚”之一“端砚”的产地，按规定每年需向朝廷进贡20方“贡砚”，但历任知州都借此机会“超额征收”——有的多收数十方，有的甚至多收上百方，一部分用于贿赂京城官员，一部分私自倒卖牟利，成为当地百姓的沉重负担。
- 严定规制：只取贡数，不多一方：包拯到任后，首先核查历年贡砚数量与实际征收记录，然后贴出告示：“凡开采、制作端砚，均按朝廷贡品数量执行，州府官员不得私加一方，工匠不得私藏一方”；他还亲自监督砚台制作流程，从开采石料到雕刻完工，全程登记造册，杜绝“暗箱操作”。
- 离任留清名：任满离开端州时，当地百姓和工匠偷偷送他一方“精品端砚”作为纪念，他坚决拒绝，上船时还特意让随从检查行李，确保“随身无砚”。此事传开后，端州百姓为他立“德政碑”，“端州无私砚”也成为他“廉洁”的标志性事件，后世“不持一砚归”的典故便源于此。
3. 转运使任上：关注民生，解决财政与农业难题
庆历年间，包拯历任京东路、陕西路、河北路转运使（掌管地方财政、民政、军需的官员），此时北宋面临“冗费”“边患”双重压力，他的工作聚焦于“开源节流、保障民生”：
- 河北护田：河北是北宋与辽朝的边境地带，部分官员为“避战”，建议废弃边境良田（怕被辽军掠夺），包拯实地考察后上疏反对：“良田是百姓生计根本，若废弃，不仅百姓流离，边境军粮也会短缺”，最终朝廷采纳他的建议，让百姓继续耕种，官府派士兵协助护田，既稳定了民生，又保障了军粮供应。
- 支持解盐通商：陕西是北宋重要的产盐区，此前实行“官卖盐”制度，官府垄断定价，盐价高昂且质量差，百姓苦不堪言，还滋生了官员走私腐败。包拯坚决支持陕西转运使范祥提出的“解盐通商法”（允许商人向官府买“盐引”，自行运销食盐），实施后盐价下降三成，百姓能买到平价盐，官府也通过“盐引”增加了财政收入，实现“公私两利”。
三、入朝为官：以刚立威，从监察到谏言的风骨展现
庆历三年（1043年），包拯因地方治绩突出，被调入京城，历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知谏院等职——这些都是北宋“言官”体系的核心岗位，负责监察百官、议论朝政，也让他的“刚正”风骨得以充分展现。
1. 监察御史：直言边防与吏治
- 边防建言：当时北宋与辽、西夏关系紧张，包拯多次上疏建议“练兵选将、加固边关”：他指出“边关将领多是‘关系户’，不懂军事”，建议“从基层士兵中选拔有战功者升任将领”；还提出“在边境种植榆树、柳树，形成天然屏障，阻碍辽军骑兵”，这些建议被仁宗部分采纳，提升了边关防御能力。
- 出使辽国：不卑不亢护尊严：庆历五年（1045年），包拯以“契丹正旦使”（北宋派往辽国祝贺新年的使者）身份出使辽朝。辽朝官员故意刁难，问他：“北宋在雄州（今河北雄县）修筑城墙，是想防备我们吗？”包拯当场反驳：“雄州城墙是前代所修，如今只是修缮，就像辽国修缮南京（今北京）城墙一样，都是为了保护百姓，并非针对对方”，既维护了北宋尊严，又避免了外交冲突，回朝后被仁宗赞为“知礼识体”。
2. 知谏院：六弹张尧佐，硬刚皇权与外戚
皇佑二年（1050年），包拯改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专门负责向皇帝提意见的机构长官），此时他的“刚”达到顶峰，最着名的便是“六弹张尧佐”事件：
- 背景：外戚得势：张尧佐是仁宗宠妃张氏（后来的温成皇后）的伯父，此人无才无德，早年只是地方小官，靠张氏的关系被调入京城，短短几年内竟被仁宗授予“三司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