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风卷着黄浦江的咸腥，把外滩的汽笛声撕得七零八落。公共租界会审公廨门口，今日人山人海——报童举着号外，学生挥着标语，绸布商、茶房、黄包车夫，都挤在铁栅栏外，要看一场“前无古人”的官司：国宝宋瓷私运案，原告竟是“飞贼燕子李三”。
我立在公廨偏厅，一身青布长衫，领口别着师父留下的银纽扣，贴胸是那只早已闻名全国的天青釉胆瓶，被红绸裹得严严实实。左臂枪伤未愈，白纱布从袖里透出一点血影，像给这场审判点的一枚朱砂印。
小孔雀扮成男跟班，压低的鸭舌帽下，眸子亮得吓人。她手里提一只藤箱，箱里装着三百份油印传单、一摞《申报》《新闻报》连日报道，还有最关键的证据——那只“鹰牌”火漆蜡封筒，内装贝氏与洋行私签的“出口免税”关单原件。
开庭前夜，杜月生再次递帖，只写一句话：“洋人怕舆论，舆论怕证据，证据怕洋人。”我懂他的意思：必须在会审公廨这个“华洋共管”的台面，把证据钉死，让洋法官下不了台。
杜宅书房，他递我一份洋文卷宗——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纪要：英商“麦加利洋行”因华界抵制，库存积压，股价连跌三日；法董担心此事捅到伦敦，急欲找“替罪羊”。杜月生用紫砂壶轻敲桌面：“替罪羊，得先认罪。你要做的，是让贝家自己张嘴。”
我颔首，心里已有草稿。
上午十点，铜铃摇响，会审正式开始。庭上设三座：华界审判官聂榕卿居中，英国副领事霍金斯居左，法国陪审官杜吕居右。台下，华洋记者镁光灯“砰砰”闪成白雾。
被告席上，贝润生西装笔挺，胸口仍插红玫瑰，却掩不住面色惨白；身旁是英籍律师艾文斯，金丝眼镜后闪着精光。旁听席第一排，坐着“麦加利”大班、工部局洋董，还有一袭黑袍的耶稣会主教——洋场权贵倾巢而出。
我，作为“自诉兼证人”，被法警带到证人栏。聂榕卿一拍惊堂木：“李三，你控告贝润生私运国宝、杀害义士，可有实据？”
我深吸一口气，从怀里捧出天青釉胆瓶，双手高举。阳光透窗，釉面泛起“雨过天青”酥光，开片如蟹爪，全场霎时静得能听见镁光灯“嘶嘶”冒烟。
“大人，这就是被贝家私运、十年前遭血劫的宋代汝窑胆瓶！”我声音不高，却字字带钩，“瓶有旧伤，圈足冲线，用‘糯米泥’补过，补匠方世白，因此被灭口；我师父李长风，为护瓶，被枪杀江湾！今日，瓶归故土，债也该还！”
我取出十年前那片血沁瓷片，按于圈足冲线，“咔哒”轻响，断口吻合。我指尖沿裂口一抹，旧血与残釉交融，像一条不肯愈合的疤。记者们蜂拥拍照，镁光灯闪成白昼。
英法官霍金斯敲桌：“单单一瓶，不足证走私，可有关单？”我示意，小孔雀打开藤箱，捧出火漆筒，当庭折断蜡封，取出关单原件，呈上。霍金斯扫视，面色骤变——单上赫然有“麦加利”钢印、贝家私章、法董手签，一式三份，时间与《海关日报》注销记录完全吻合。
我乘势高呼：“单上写‘古瓷仿件十七件’，实则真品十七件！洋行与贝家三七分账，回扣三成，分流入麦加利与工部局某董事口袋！”话未完，旁听席已炸锅。洋董们脸色铁青，记者笔走龙蛇。
贝润生猛地站起，掏出手杖枪，指我大吼：“刁民诬陷！”我早料到此招，掀起长衫，“咔”一声，掌心雷已对准他额头。庭上法警齐拔枪，却无人敢动。我冷笑：“贝二，你枪里只有一颗子弹，我枪里也只有一颗，谁快？”
他手指颤抖，玫瑰在枪口被压成碎片。我低喝：“十年前，你父杀我师父；今日，你敢再动，我让你血溅当庭！”镁光灯疯狂闪，华洋记者同声大喊：“Shoot！Shoot！”却无人敢上前。
华审判官聂榕卿拍案大喝：“住手！公廨重地，容得你们私斗？”他转向霍金斯，“大人，证据确凿，贵国洋行可有解释？”霍金斯额头沁汗，强自镇定：“单据……需鉴定真伪，被告有权保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