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则道：“主公可虚与委蛇，暂不回复，使其摸不清我方态度。同时加紧备战，并速将此事密奏朝廷，抢占大义名分。”
钱镠颔首：“便依李判官之言。回复董昌使者，就说信已收到，事关重大，容我仔细斟酌。厚赏使者，让其回去禀报，就说……我钱镠感念旧谊，望董公慎重。”
这是一种极其模糊的表态，既未答应，也未明确拒绝。然而，在利令智昏的董昌看来，钱镠没有断然拒绝，就是默许，就是畏惧他十万大军的威势！他大喜过望，对左右道：“钱镠亦知天命！大事成矣！”
得到了钱镠“默认”（他自以为的）的回应，又见浙东“祥瑞”已成铺天盖地之势，董昌再也不愿等待。他要抢在唐僖宗驾崩、新帝继位的消息正式传来之前，抢先一步登基，以示自己的“正统”并非继承李唐，而是直接“受命于天”。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就在唐僖宗李儇生命垂危、长安城暗流涌动之际，越州城上演了一场荒唐至极的登基大典。
时间仓促，董昌的“皇宫”只能因陋就简，将节度使府衙稍作装饰，挂上黄绸，便充作“宫殿”。没有传国玉玺，便命工匠连夜赶制了一方巨大的玉印，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他甚至连玉玺上的字都照搬了秦始皇的，只是工艺粗糙，形制可笑。
“龙袍”也是紧急征用越州城内绣娘，用库存的明黄色绸缎赶制而成，绣工粗糙，龙纹扭曲。冠冕上的珠帘用的是普通的珍珠和琉璃，在阳光下显得黯淡无光。
他麾下的文官武将们，也被迫换上了临时制作的“朝服”，这些衣服五花八门，有的像戏服，有的像道士袍，穿在身上不伦不类，显得格外滑稽。
吉日选定，越州城内戒严。从府衙到临时设立的“祭天”坛场，道路两旁站满了被强征来的百姓，他们面无表情，眼神麻木地看着这场闹剧。
董昌身着那件别扭的“龙袍”，头戴沉重的冠冕，乘坐着装饰华丽的车驾（原节度使仪仗马车改造），在“侍卫亲军”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地前往城南的祭坛。一路上，仅有少数被安排好的士绅和官吏发出稀稀拉拉的“万岁”呼声，大部分百姓只是沉默地看着。
祭天仪式更是漏洞百出。主持仪式的术士王守规紧张得念错了祝文，将“皇皇帝天”念成了“惶惶上天”。在需要三跪九叩的环节，董昌因为冠冕太重，动作笨拙，几次差点摔倒，引得身后群臣想笑又不敢笑，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祭天完毕，回到“皇宫”，董昌登上那用普通木材搭建、铺着黄布的“龙椅”，接受“百官”朝拜。
“臣等叩见陛下！吾皇万岁，福寿齐天！”以袁邠为首的“文武百官”跪倒在地，山呼万岁。只是这呼声听起来有气无力，参差不齐，透着一股心虚和勉强。
董昌却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他听着这“万岁”之声，看着脚下匍匐的臣子，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力满足感充斥全身。他清了清嗓子，用尽可能威严的声音宣布：
“朕，顺天应人，绍继大统！国号……大越罗平！（他采用了术士建议的，带有地方和谶纬色彩的国号）改元……顺天！（寓意顺从天命）本年即为顺天元年！”
他接着册封百官，将自己的子侄、心腹、术士纷纷加官进爵，袁邠为“宰相”，王守规为国师，手下将领个个封侯拜将，俨然一个小朝廷。他当然没有忘记给钱镠的承诺，当场宣布：“册封杭州钱镠为吴王，总揽两浙军政！”仿佛钱镠已经是他麾下的臣属。
称帝之后，董昌更加恣意妄为。他下令在越州大兴土木，修建宫室，虽然规模无法与长安洛阳相比，但也极尽奢华，耗费无度。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和奢靡的生活，他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浙东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他还设立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官职，如“搜珍使”，专门为他搜罗奇珍异宝；“采女使”，负责在民间挑选美女充入“后宫”。他的“朝廷”每日里讨论的不是治国安邦之策，而是如何寻找更多的“祥瑞”，如何制定更繁复的礼仪来满足他的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