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成为了比刀剑更可怕的武器。外面的粮食根本运不进来，城内的存粮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饥饿如同无形的瘟疫，迅速蔓延到每一个角落。粮价开始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飞涨。
史料记载，长安城内的粮价飙升到了一斗米值三万钱！
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时代的人都感到窒息和绝望的数字。我们来做一个直观的对比：在唐后期相对承平的时期，一斗米（约12斤）的价格通常在几十文钱左右波动，我们取一个中间值，按六十文计算。三万文对比六十文，价格暴涨了整整500倍！
再用现代购买力做一个粗略类比：假设现在普通大米3元一斤，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米，一个月消耗30斤，约合90元。但在当时长安的粮价下，同样吃一斤米，价格是多少？一斗12斤值三万钱，一斤就是2500钱！一个人一天吃一斤，就要花费2500钱，一个月就是钱！这还只是最基本的口粮，而且是以当时混乱的货币和物价计算。如果硬要换算成现代人民币的“感觉”，考虑到极端稀缺性和购买力的暴跌，说其时长安城内一个五口之家每个月仅仅是购买最基本的口粮就需要花费相当于现代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的代价，绝非危言耸听。这根本不是普通家庭甚至富裕家庭所能承受的，这是只有在彻底崩溃的地狱中才会出现的数字。
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到了极点。树皮、草根、观音土……所有能塞进肚子里的东西都被搜刮殆尽。饿殍遍地，尸体无人掩埋，瘟疫开始伴随饥饿一同肆虐。
然而，人性的底线一旦被击穿，堕落的深度将超乎想象。在极度的饥饿和绝望中，黄巢军——或者说，以黄巢为首的统治集团，开始滑向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深渊：“变化成吃人的恶魔”。
最初的“洗城”，屠杀的十万长安本地居民，他们的尸体……成为了最初的“肉源”。但这远远不够。
于是，他们开始组织人手，出城搜捕。长安周围，特别是南面的秦岭山中，还躲藏着许多战乱以来逃难至此的百姓（很多就是之前从长安出来的）。他们原本以为深山老林可以躲避兵灾，却没想到迎来了更恐怖的猎手。黄巢军的捕人队像狩猎一样进入山区，将那些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难民抓回长安，充作“军粮”。
这仍然不够。消耗的速度太快了。于是，绝望和残忍到了极点的黄巢军，将目光投向了城内——那些之前战死的尚让、孟楷部下的家属！这些妇孺老弱，本来就在饥饿中挣扎，如今更是被直接定义为“累赘”和“储备粮”。她们被从破败的住所里拖出来，集中关押，然后……这已经超出了语言所能形容的残忍。
而更令人发指、更折射出末世之乱的，是城外唐军的表现。一些驻扎外围的唐军部队，那些本该是“王师”的士兵，在发现了这条恐怖的“财路”后，竟然也堕落了。他们也开始抓捕逃散的百姓，或者甚至将营中病弱的俘虏、甚至可能是倒霉的平民，偷偷地……卖给城内的黄巢军！
据说，一个人可以卖到几百贯钱！
几百贯！在当时，一个富裕家庭一年的开销可能也就几十贯。一亩上好的良田也不过几贯钱。种一百亩地，辛苦一年，风调雨顺，收获的粮食全部卖掉，其总收入可能都远远不如卖掉一个“人”来得快、来得多！这是何等扭曲、何等骇人听闻的“生意经”！在极致的暴利面前，人性的最后一丝遮羞布被彻底撕碎。礼崩乐坏，道德沦丧，莫过于此。这已不再是战争，这是群魔在人间起舞，是文明的火光在黑暗中彻底熄灭前的最后疯狂。
“大唐该亡了……”这样的念头，或许不止一次地出现在那些尚存一丝良知的人心中。不是因为黄巢，也不是因为藩镇，而是因为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这一切，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个王朝所能承载的道德底线。长安，这座伟大的城市，不仅见证了权力的更迭，更沉沦为了人性之恶的终极试验场。黄巢军的暴行，外围唐军的无耻，共同将这片曾经的帝王之都，化作了真正的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