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初透窗纸，政事堂内烛火犹燃。苏桐执笔批阅最新奏报，案头堆叠着自各地递来的文书，字迹或工整或潦草，皆由驿马星夜送至京中。她目光扫过一行行数据，指尖在“安平渠成七里”处微顿，随即提笔圈出，命陈昭记入《河工实录》。
“永昌免租农户已达三千二百户。”陈昭低声禀报，手中捧着州府呈上的黄册副本，“较去岁同期多出近倍。”
苏桐点头，未语。她翻开另一卷，是太医院转呈的医馆巡查记录。京畿以北十二县，已有八处设立义诊棚，每日施药逾百剂。其中一份附有村妇手书，墨迹歪斜却字字清晰：“小儿咳喘月余，前日得官医施针给药，今已能下地行走。”
她将此信置于案左，与先前几封并列。这些日子，百姓来信渐多，有诉减税之便者，有谢渠水入田者，更有孩童抄录新政条文寄来，虽错字连篇，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
午后，皇帝驾临政事堂偏殿。苏桐迎上前，未言政务，只请他暂避文书半刻。她取出一卷画轴，缓缓展开——图中农夫挽裤赤足，引新渠之水灌田；远处老翁蹲于田埂，手中稻穗饱满低垂。
“这是安平县张老三。”她轻声道，“去年卖女偿租，如今存粮可支两季。”
皇帝凝视良久，又看下一幅：病妇立于医馆门前，怀中婴孩正接过药包。背景处，木牌上写着“免税三成，粮归农户”八字，孩童围聚识读。
“真有人照做？”他问。
“不止一处。”苏桐取来五封百姓原信，“他们不识大字，便请村塾先生代写；无钱买纸，便用账本背面誊抄。每一句，都是活下来的证据。”
皇帝沉默片刻，终道：“朕曾以为，治国不过度支赋役、调兵遣将。今日方知，一道令下，竟能让人不必再卖儿女过冬。”
苏桐垂眸，“民非草木，岂不知恩？只是从前政令不出衙门，他们不敢信罢了。”
次日清晨，京畿十三县联名帖再度送达。百姓恳请立碑，记苏桐推行仁政之功。陈昭捧帖入内，请示是否允准。
“不必。”苏桐摇头，“功不在一人，而在法能下行。若日后政令复滞，岂非徒留笑柄？”
她亲笔回书一封，仅八字：“政为民用，责有所归。”随后下令，将所有来信誊抄备份，原件封存东阁，题匾曰“民本录”。另批银五百两，专用于偏远村落增设义诊棚，并饬令太医院选派医师轮驻。
数日后，快报接连而至。
安平县上报，新渠通水三日，千亩旱田得灌，秋收有望增产四成。
永昌回禀，县学重开，百余名童子入学诵读新政条文，师者称“民间识字之风渐起”。
怀远亦传消息，仓廪清理完毕，余粮三百石尽数拨作冬赈，里正亲自押车下乡发放。
苏桐逐一审阅，提笔批注：“赐师者绢二匹，童子每人米一斗。”又加一句：“医棚所需药材，户部即予补足，不得延误。”
陈昭立于侧案，见她神色舒展，不禁道：“如今百姓口中，皆称‘苏相’二字。”
“莫要如此称呼。”她抬眼，“我非宰辅，亦不恋权位。所行之事，只为不让一道圣旨，变成纸上空文。”
话音未落，门外小吏疾步入内，手中捧着厚厚一叠信件。
“何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