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选项在他脑中飞快闪过，又被他一一否定：
让父皇停止修路和移民？
这个念头刚一出现就被他掐灭了。他深知父皇的战略意图和坚定决心。这是“帝国千秋大业”，是奠定万世基业的壮举，父皇绝不可能半途而废。
自己去劝谏，非但无用，反而可能被视为怯懦、短视，不堪大任。
增加天下百姓的赋税？
此举或可解一时之急，但无疑是竭泽而渔。如今工程已让民间负担沉重，再加赋税，恐生民变。而且以父皇的性子，他宁可掏空国库，也绝不会同意用这种盘剥百姓的方式来满足他的雄心。
再次向郡国豪强、巨商勋贵开刀？
想到这个，刘进嘴角泛起一丝苦涩。去年那场“捐输”，几乎已经将天下豪强刮了一层皮，积怨已深。
他们再富，也经不起这样连续不断的榨取。更何况，许多豪强与朝中官员、甚至宗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逼得太急，恐生内乱。哪里还有那么多油水可刮？就算有，恐怕也得像上次一样，依靠绣衣卫罗织罪名去强取豪夺，那帝国成什么了？与强盗何异？
思前想后，刘进发现自己竟束手无策。任何一个选项，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难以承受的后果。他感觉自己被夹在了父皇的宏图伟业与帝国的现实困境之间，进退维谷。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席卷了他。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作为储君，在一位意志无比强大、且功高盖世的皇帝父亲面前，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和被动。父皇画下了波澜壮阔的蓝图，却将筹措颜料和画布的巨大难题，留给了自己。
最终，刘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近乎赌气的无奈表情。他提起笔，在一份空白的奏疏上开始书写。
他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只是将大司农寺和少府呈报的、触目惊心的财政亏空数据，原原本本、不加任何修饰地抄录其上。
在奏疏的末尾，他极其简单地写了一句：
“儿臣才疏学浅，国库事大，不敢擅专。所有账目明细在此，恭请父皇圣裁。”
写罢，他用了太子印玺，吩咐内侍：“八百里加急，送往贵山城行在，呈交陛下。”
他选择了最“聪明”也最无奈的做法——将麻烦，原封不动地踢回给那位制定了一切计划的皇帝本人。
“父皇，您想看到的盛世，您想打造的千秋基业…钱从哪里来，您自己想办法吧。儿子…实在是没办法了。”
刘进望着窗外萧瑟的秋景，喃喃自语。他很好奇，面对这样一个几乎无解的财政死局，他那几乎无所不能的父皇，这次又能变出怎样的魔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