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宛各级统治者的政令、审判、税收，均需报备汉官，获得默许或批准后方可施行。这既保留了当地统治结构以减少管理阻力，又将最终决策权抓在手中。
要求大宛国王及其主要贵族、以及各重要城邦的领主，派遣子弟前往长安“宿卫”或“学习”，实为质子。此举有效钳制了上层统治阶层。
绣衣使者的密探活跃于各城邦，密切监视民间动向和贵族交往，尤其注意探查与北方匈奴或南方贵霜的任何联系迹象。
大宛位于丝路要冲，商业税是其重要财源。汉朝直接设立了“西域市掾”，接管了主要商路的关税征收权，所得巨额利润纳入军府，部分用于维持驻军和安抚当地贵族。
定向征调，以战养战， 以“天军驻守，保境安民”为由，向大宛各城邦下达定额征调任务，要求其提供粮草、马匹、毛皮、金属等军需物资。
这种征调是系统性的，根据各城邦大小和产出进行摊派，使其经济服务于帝国的军事存在。
有限赏赐，笼络人心，对于表现恭顺、完成征调任务积极的城邦领主，汉朝会给予丝绸、瓷器、茶叶等赏赐，甚至给予其某种程度的贸易特权，将其利益与汉朝的持续存在捆绑在一起。
最关键的是，刘据在整个大宛范围内，推行了明确的“不扰民”政策：
严厉约束汉军，禁止劫掠平民、强占民宅、侮辱妇女，违者处以极刑。这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避免了底层民众因恐惧和仇恨而滋生反抗情绪。
不强行推行汉化，允许大宛人保持自己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社会组织。基层治理仍由原有的头人、长老按传统方式进行。
除了定额征调，不额外掠夺平民的财产和土地，使其能维持基本生计，保障了当地的生产活动得以继续，从而能为帝国提供稳定的物资来源。
这套“军事控制为骨，政治监护为脉，经济捆绑为血，怀柔安抚为肉”的体系，效果显着。
强大的军事存在和高效的控制网络，使得任何大规模的反叛都难以组织和发动。
而相对温和的治理政策，又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和许多中小贵族感到，在汉朝的统治下，生活并非无法忍受，甚至比以往时常发生的内部混战和外部劫掠更为安稳。只要服从统治，缴纳赋税，便能相安无事。
大宛的统治阶层虽然权力受到极大制约，但地位和财产得以保全，子弟在长安也受到相对礼遇。
相比于周边那些被彻底毁灭或沦为奴隶市场的部族，他们的处境无疑好得多。这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合作与顺从。
于是，整个大宛国，尽管拥有三十万分散的人口和七十多个城邦，却在刘据精巧而有力的布局下，被成功地纳入帝国的掌控体系。
它没有成为血流成河的战场，也没有立刻变成需要帝国不断输血的移民区，而是转化为一个暂时安稳、为帝国西进提供前进基地和物资补充的战略缓冲区。
刘据以此向西方昭示：大汉不仅拥有毁灭的力量，也具备统治的智慧。
贵山城乃至整个大宛，如同帝国精心锻造的一副锁子甲，既保护着自身最前沿的锋芒，也为其下一步向更广阔的西方世界迈进，提供了坚实的踏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