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像是一颗石子投进朱元璋的心湖，激起层层涟漪。
他凝视着舆图上广袤的未知区域，手指不自觉地攥紧，指节泛出青白，眼底燃起了久违的雄心 —— 这辈子征战不休的他，从未停下过脚步。
如今大明根基渐稳，若能夺回元朝旧日疆域，再向外开拓，让大明旗帜插遍更遥远的地方，这份功业，远比单纯统一中原要辉煌得多。
朱槿见老爹眼神发亮，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他太清楚老爹此前的顾虑了：洪武年间之所以未持续大规模开疆扩土，并非老爹缺乏雄心，而是受明初政权现实、民生基础、军事局限与战略理性的多重制约。
老爹的核心目标始终是 “稳固中原根基”，而非 “盲目拓展疆域”，每一项决策都围绕 “避免重蹈元末覆辙” 展开，这一点，朱槿心里门儿清。
具体说来，一来是民生凋敝，元末近二十年战乱（1351-1368 年）把中原经济摧残得面目全非。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1368 年）全国耕地仅 387 万顷，还不到元代鼎盛期的一半；山东、河南等地更是 “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人口从元代中期的约 8000 万锐减至 3000 万左右，劳动力极度匮乏。
老爹深知 “无民则无税，无税则无兵”，若这时强行开疆扩土，征调大量粮草、徭役与兵员，必然加重百姓负担，重蹈元末 “赋役繁重而民变” 的悲剧。
所以他才把 “休养生息” 列为国策核心：农业上推行 “垦荒归己”，让流民开垦的无主荒地永为私产，还实行 “轻徭薄赋”，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仅是元代的 60%，甚至由官府给苏州流民每户提供 2 头牛、5 石种子，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开支上也严格控制，洪武年间虽有百万军队，却主要用于防御，比如北部抵御北元、南部平定土司叛乱，就是为了避免主动出击导致军费激增 ——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朝年均军费已占财政收入的 40%，再支撑大规模扩张，财政必然崩溃。
在老爹看来，“让百姓活下去” 远比 “占领更多土地” 重要，只有中原民生恢复了，才能为后续统治（包括潜在的扩张）打下基础，这是他从 “放牛娃” 到 “开国皇帝” 最深刻的生存认知。
二来是军事局限，明初的军事压力并非来自 “未开拓的蛮夷之地”，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威胁，主力部队被牢牢牵制在两大战场，根本无力支撑远途扩张。
北部，元顺帝虽退出大都（1368 年），但北元政权仍控制着蒙古草原、辽东、甘肃等地，手握数十万骑兵，是明朝最危险的敌人。
洪武年间老爹发动的 8 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洪武三年徐达北伐、洪武二十年蓝玉捕鱼儿海之战，都是以 “消灭北元主力、巩固北部边防” 为目标，而非 “开拓新领土”。
就像洪武五年那次北伐，明军因深入蒙古草原后勤不济，损失了数万人，之后老爹便调整战略，转为 “以守为主”，在长城沿线设置 “九边重镇”，屯兵数十万防御，哪里还能抽调兵力用于其他方向的扩张？
南部也不省心，云南（1381 年傅友德、沐英平梁王）、贵州等地虽在洪武中后期纳入版图，却只是 “收复元代旧土”，并非 “新开拓”，而且过程中还多次爆发土司叛乱，比如洪武二十二年云南越州土司阿资叛乱，需要长期驻军镇压。
再加上东南沿海倭寇袭扰初现，洪武年间倭寇入侵就达 44 次，还得抽调兵力防御海疆，军事资源被进一步分散。
对老爹而言，“先保住中原” 是底线，若贸然向西域、安南（今越南）、海外岛屿扩张，必然导致北部或南部防线空虚，一旦北元或土司趁机反扑，刚建立的明朝可能重蹈 “南宋偏安” 甚至 “元朝速亡” 的覆辙，这种战略风险，他绝不愿承担。
三来是疆域认知的局限，老爹深受传统 “华夷之辨” 影响，在他眼里，“天下” 是以 “中原汉地” 为核心的，周边 “蛮夷之地” 比如西域、安南、海外岛屿，都只是 “可有可无的附属”，而非 “必须占领的领土”，这种认知直接限制了他的扩张意愿。
一方面是对 “中原正统” 的执念，老爹是以 “恢复汉家天下” 为起兵口号的，推翻元朝后，他认为 “收复两宋以来丢失的中原故土”（比如燕云十六州、河南、山东）就已完成 “正统使命”，再向西域、蒙古草原等 “非汉地” 扩张，既不符合 “汉家疆域传统”，还得投入大量资源治理 —— 西域绿洲需要驻军，蒙古草原要应对游牧部落叛乱，性价比太低；另一方面是对 “蛮夷之地” 的轻视，在老爹看来，西域 “多戈壁少耕地”、安南 “多瘴气难治理”、海外岛屿 “偏远且无赋税”，这些地方既不能为明朝提供粮食、赋税，还可能因 “文化迥异” 引发长期叛乱，就像元代治理安南多次失败那样。
所以他才在《皇明祖训》中明确将朝鲜、日本、安南等 15 国列为 “不征之国”，理由是 “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直接封死了对这些地区的扩张可能；除此之外，老爹对 “元朝疆域” 也有反思，他虽推翻了元朝，却深知元朝 “疆域过广而治理不善” 的教训 —— 元代把西域、西藏、蒙古纳入版图，却因缺乏有效治理（比如对蒙古草原仅靠军事控制），导致边疆长期动荡，最终加速王朝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