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槿随后看向身旁的汪广洋。
朱槿不由想到历史上记载，汪广洋在明初确实曾两度担任中书省右丞相。
明朝建立后，首任丞相李善长因“骄纵专擅”引起朱元璋不满，加之李善长所属的淮西集团势力膨胀，朱元璋决意罢黜其相位（洪武四年，1371年），转而寻求一位“无党援”“易掌控”的文臣填补相位。
此次拜相仅两年多，汪广洋便因“无所建白”（缺乏主动作为）被朱元璋贬为广东参政，相位由胡惟庸接任。
这一变动既暴露了汪广洋“无锋芒”的能力缺陷，也反映出朱元璋对“执行型”丞相的短暂不满。
胡惟庸接任相位后，权势迅速扩张，结党营私、独断专行，甚至隐瞒奏章、架空皇权，引起朱元璋强烈警惕。为牵制胡惟庸，朱元璋于洪武十年（1377年）重新起用汪广洋，任命其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相，明初以左为尊），意图以汪广洋的“中立性”平衡胡惟庸的势力。
洪武十二年（1379年），因隐瞒刘基（刘伯温）被胡惟庸毒害的实情（朱元璋追责时“不发奸”），汪广洋被朱元璋怒斥“朋欺”，再次被贬往海南，途中被赐死。
次年（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中书省被废除，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至此终结。
汪广洋的两次起复，始终围绕朱元璋对相权的“控制需求”：他既非朱元璋心中的理想丞相（缺乏决断力），也非淮西集团的核心成员，其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填补相位真空”和“平衡派系势力”。
而他最终的悲剧结局，则印证了明初皇权高度集中下，丞相作为“皇权附庸”的脆弱性——当他无法满足朱元璋的制衡需求时，便注定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对于汪广洋所说的增加山东人口的章程，朱槿一边听着，一边手指无意识地在桌沿轻轻敲击着。他很明显听出，那些条条款款几乎全是自己老爹朱元璋定下的成规，从移民比例到婚嫁补贴，甚至连农具发放的数量标准，都带着浓浓的“洪武烙印”。
汪广洋不过是照本宣科，自己毫无半分创见。朱槿心里清楚，汪广洋的忠诚度倒是无可挑剔，论经史子集的功底也是同辈中的佼佼者，诗文写得清丽雅致，可在政务上，终究少了点破旧立新的魄力，更像是个精密的账房先生，而非开疆拓土的谋臣。
朱槿端起茶杯，氤氲的水汽模糊了眼底的神色。
想起临行前与刘基在青灯之下的夜谈，刘基曾捻着胡须感叹：“汪公之才，在守不在创，若放对了位置，便是栋梁；若强推高位，反倒折了。”
此刻见了汪广洋在政务上的表现，才真正领会了这话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