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好吃”卫军很快吃完馍，含糊地说。
孙卫军背着个更小的布包，挪着小碎步跟上兰香的步伐，冻得鼻尖通红。
四个娃娃并肩往学校走，雪落在头发上，很快就积了薄薄一层。
卫红偷偷瞅见过兰香书包袋里的铅笔盒——那是个铁皮的，印着天安门，是少安哥在县城给兰香买的。
她自己的“铅笔盒”是个旧铁皮罐头，用铁丝弯了个搭扣，里面只有一支快磨秃的铅笔，还是老师发的。
“昨天算术课，王老师教的加减混合，你听懂没？”兰香问。
卫红点点头，又摇摇头：“听懂了，就是……练习本快用完了。”她的练习本是用废纸裁的，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连封皮都画得密密麻麻。
兰香想了想，从书包里掏出个新本子，撕了一半递给她：“你先用这个，我还有。”
卫红连忙摆手：“不行，你也得用。”
“没事，我哥给我买了两本呢。”兰香把纸塞到她手里，又凑近了些，小声说，“我上次去姐夫家，他还问起你和卫军上学的事，说能读书就有希望……”
卫红心里一征。她有些愣神了，这个神奇的姐夫，不但让兰花姐幸福，也改变了她的命运。
她回想起兰花姐回门那天的事，她清晰的记得，那天她挎着筐子从山里往回走。筐子里是刚捡来的半筐干柴，不算沉，却压得她脊背微微弯着。
她刚把柴火放到院坝角落，就听见窑里传来父亲孙玉亭和母亲贺凤英的吵嚷声，中间夹杂着“王满银”、“上学”、“干部”几个字眼，像碎玻璃碴子，扎得她心头一悸。她不敢进去，贴着冰凉的窑壁，屏息听着。
“……我有什么办法？那个二流子……他现在能耐大了！他说得出就做得出！福堂支书都发话了！搞不好，我这支部委员真就当到头了！”
这是父亲的声音，带着酒气，更带着一种罕见的、被戳破肺管子后的气急败坏。
“他放屁！你个窝囊废！他说啥就是啥？娃娃不上学咋了？村里不上学多了去，少了卫红劳动，家里吃啥？喝风拉屁啊？他王满银算个什么东西，轮得到他指手画脚！”母亲贺凤英的嗓门又尖又利，像铁丝刮过锅底。
卫红的心“咚咚”跳起来。上学？.她去给兰花姐送亲那天，姐夫王满银还说他们怎不去上学？
临走姐夫塞给她的红包，厚厚的，她偷偷数过，加起来有五块钱呢！那是她这辈子拿过最多的钱。
还有兰花姐拉着她的手，在暖烘烘的新窑里说的话：“你姐夫说过，咱女子家，有两次改命的机会，一次是嫁人，一次是读出书来，就像公社的润叶姐一样……”
读书……卫红看着自己粗糙的手，这双手能捡柴、能喂鸡，能下地，却从没摸过光滑的课本。那个念头像颗被埋了很久的种子，突然被姐夫一句话浇了水，怯生生地冒出了芽。
窑里的争吵以父亲惯常的沉默和母亲胜利般的咒骂告终。卫红没敢吱声，心里那点刚冒头的芽，又被母亲的骂声冻得缩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