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直指核心矛盾，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技术领先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疑虑。
这次，不等苏菲回答，一位被苏菲列入“可信节点”名单、来自印度的能源政策专家，库马尔教授，主动接过了话头。他的英语带着明显的口音，但语气坚定：
“尊敬的代表先生，请允许我提出一个不同的视角。当我们谈论‘战略价值’和‘商业机密’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能源获取本身，是否应该被视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当全球仍有数以亿计的人口无法获得稳定、清洁的电力时，过于强调知识产权的壁垒，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对发展权利的剥夺？”
库马尔教授的声音带着一种源自现实的沉重感：“我们并非要求无偿公开所有核心技术。但我们是否可以优先推动那些关乎民生基本需求、有助于解决能源贫困的技术的开放与共享？比如高效的太阳能光伏技术、低成本的储能方案、适用于偏远地区的微电网管理系统？这难道不是联合国应该倡导的‘普惠性’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吗？建立一个过于复杂、由少数国家主导的分类标准框架，这个过程本身，就可能成为阻碍技术传播的新壁垒。”
库马尔教授的观点，将讨论从纯粹的技术和商业层面，拉回到了联合国的核心使命——公平与发展。他的发言，赢得了几位来自非洲和小岛屿国家代表的微微颔首。
会议厅内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不再泾渭分明，开始出现交叉和制衡。苏菲敏锐地捕捉到，那位之前态度暧昧的欧盟能源署官员，在听到库马尔教授的发言后，眼神中闪过一丝思索。
随后，关于议程设置和参与方的讨论更是充满了博弈。哈灵顿博士一方试图将“技术伦理与监管”议题前置并扩大化，意图通过设置复杂的伦理审查门槛来限制新兴技术的发展空间。而苏菲则联合库马尔教授等人，坚持将“能源贫困与技术解决方案”作为首要议题，强调行动导向。
在参与方遴选上，对方试图以“专业性”和“代表性”为由，排除部分草根组织和持批判立场的学者。苏菲则据理力争，强调多元声音和包容性对于制定真正公平、可持续的全球政策至关重要，并巧妙地引用联合国相关决议文本作为依据。
整个会议过程，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高强度神经战。每一次发言，每一次提议，都经过精心算计。苏菲的大脑飞速运转，她需要即时分析各方立场、预判潜在联盟、抓住对方逻辑的漏洞、并适时抛出己方准备好的数据、案例或原则性条款进行反击或引导。
她时而冷静陈述，时而巧妙反问，时而联合盟友，时而在原则性问题上寸步不让。她展现出的，不仅是专业知识和准备充分，更是一种在复杂权力结构中从容周旋、坚守核心底线的罕见定力与智慧。
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当主持人最终宣布休会，择日再议时，没有一方取得压倒性胜利。苏菲的核心议程基本得以保留，但在具体表述和细节上做出了必要的妥协；对方也未能如愿地将机制引向完全保守和封闭的方向。
与会者陆续离场，苏菲独自整理着文件，感到一阵精神上的极度疲惫，但内心却有一股火焰在燃烧。她看了一眼个人终端上林默那个加密的图标，没有信息，但她知道，他一定在关注。
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这无疑是开始的结束。一场势均力敌的对话，在这间安静的会议厅里，为未来更大范围的斗争，划下了第一道清晰的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