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木的行动力毋庸置疑。在得到林凡的点拨后，他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不再事无巨细地扑在田间地头，而是将自己关在农殖司衙门里两天，带着几个勉强能用的文书，呕心沥血地草拟出了《林谷耕作规范纲要》和《畜牧管理简易条例》的初稿。他将林凡提到的“标准化”理念贯彻其中，用最直白的语言和简单的图示，规定了从选种、犁地、播种、施肥到收割各个环节的最佳做法，以及牲畜的分群、放牧、疫病防治等基础流程。
草案送到林凡案头，林凡仔细审阅后，提了几处修改意见，便批复准予试行。同时，在林凡的亲自过问下，内政院周谨也咬牙从本就紧张的人手中，抽调了一批识文断字、脑筋灵活的年轻人，补充进农殖司，并协同军事学院，开办了首期“农技速成班”和“牧政管理班”，由阿木和手下几位老农、老牧人亲自授课。
制度有了，人手也在培养，各处的混乱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至少不会出现因为耕作方法不当而导致大规模减产，或者因为草场争夺而爆发流血冲突了。但林凡敏锐地察觉到，这仅仅是解决了“不乱”的问题，距离“兴旺发达”还差得很远。
他几次微服巡视，看到的情形大同小异：新分到田地的流民和部分原住民，虽然按照《纲要》在耕作，但积极性并不高，田间地头缺乏那种精心伺弄、盼着庄稼比自己孩子还长得好的劲头；月亮湖牧场划分后，各部落安分了不少，但牧民们对属于“公家”的牛羊，照顾得远不如对自己那寥寥几只私有牲畜那般上心。
“主公，现在情况算是稳住了，”在一次小范围的内政会议上，周谨汇报完近期户籍整理和物资调配情况后，谨慎地评价道，“但百姓的劲头，似乎……似乎还差些火候。赋税按旧例（林凡之前已酌情降低，约为一成五）（参照秦朝赋税，“商鞅变法”后赋税为15%～20%左右。）征收，大家能完成，但少有主动开垦荒地、精耕细作的。”
阿木也附和道：“是啊，主公。牧场那边也差不多，公家的牛羊长得就是没私人家的肥壮。这《条例》能管住大家不乱来，可管不出大家的真心实意啊。”
林凡沉默片刻，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他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之前为了快速凝聚力量，实行的是以公有制、集体劳动和配给制为主的经济模式，这在创业初期、强敌环伺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但现在，林谷疆域扩大，人口增多（包括大量新附民众），外部压力暂时缓解，原有的模式就开始显现出抑制个体积极性的弊端。
“制度能保证底线，但无法激发上限。”林凡缓缓开口，“要想让这片土地真正焕发活力，光靠我们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规定是不够的，必须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多流一滴汗，就能多收获一粒粮，而这收获，绝大部分能归他自己所有。”
周谨和阿木都屏息凝神，知道主公又有新的重大决策要宣布。
“因此，我决定，”林凡的声音清晰而坚定，“在农殖领域，推行‘土地私有化’与‘草场承包责任制’！”
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构想：
“第一，土地私有。由内政院民政司牵头进行人口普查，阿木的农殖司负责进行对现有五城范围内所有部分原官田进行清丈、划分。所有登记在册的林谷正式居民（包括原有居民、表现优异转为正式居民的奴隶、以及部分归附意愿强烈、遵守法令的新附民），均可按户、按丁口数量，免费领取一定额度的土地作为‘永业田’，地契由内政院统一核发，承认其私有，允许继承、转让（需报备并缴纳少量税费），但禁止无故抛荒。”
“第二，低赋税激励。私有田亩，朝廷只征收半成（5%）的实物税，且承诺十年不变！相比周边各国动辄一成五到两成甚至更高的税赋，这几乎是象征性的！”
周谨闻言，倒吸一口凉气：“主公，半成？！这……国库收入将锐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