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一号会议室。
厚重的窗帘并未完全拉拢，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投射进来，在光洁如镜的会议桌面上切割出明暗交织的几何图形，却丝毫驱散不了室内那凝滞如冰的沉重气氛。
高长河提前五分钟到达会议室门口。他穿着熨帖的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维持着惯有的、属于常务副省长的沉稳与威严。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隐藏在口袋里的手，指尖冰凉，甚至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微颤。他的心脏跳得如同擂鼓，每一次搏动都撞击着胸腔，带来沉闷的回响。
秘书和司机失联的恐慌，那条诡异短信带来的寒意，以及即将面对中央工作组的未知压力，如同三条冰冷的毒蛇，缠绕在他的心头，吐着信子。
会议室的门被工作人员从里面打开。
高长河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领带，迈着尽可能沉稳的步伐走了进去。
会议室内，椭圆形的长桌旁，只坐着三个人。
中央工作组的李副组长居中而坐，面色沉静如水，目光锐利如鹰隼，不怒自威。他的左侧，是公安部的那位陈局长，身姿笔挺，眼神如同出鞘的军刀，带着刑警特有的、仿佛能洞穿一切伪装的压迫感。右侧，则是最高检的那位特派员，神情冷峻，不苟言笑，周身散发着法律特有的冰冷和严谨气息。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甚至没有起身相迎。三人只是微微颔首，示意他在对面的位置坐下。
这种刻意保持距离和冷漠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心理威慑。
高长河的心又沉下去几分。他依言坐下，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努力让自己显得镇定自若。
“长河同志，”李副组长率先开口，声音平稳，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直接省去了任何官场寒暄，“今天请你来，是根据‘张浩案’及相关问题调查工作的需要，依照程序，向你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能如实说明。”
“好的，李组长，我一定如实汇报，积极配合组织调查。”高长河点头，语气诚恳，姿态放得很低。他深知此刻任何一丝倨傲或抵触，都可能成为对方攻击的突破口。
“那好，我们就开始。”李副组长翻开面前的一份文件夹，目光如实质般落在高长河脸上，“第一个问题，请你谈一谈，你和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王伯君同志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往情况。”
问题开门见山，直指核心，没有任何迂回。
高长河心中凛然，早已准备好的说辞流畅而出：“王伯君同志作为教育厅副厅长，是我分管领域的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主要是工作关系，他定期向我汇报教育工作，尤其是招生考试、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私人交往很少，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公务场合接触。我对他的总体印象是…工作能力还是有的，但也听到一些关于他作风比较强势、有时不太注意方式的反映。至于他个人是否存在其他问题，我不太了解。”
他回答得滴水不漏，既承认了工作关系，又 subtly 划清了私人界限，甚至还提前埋下了“听到一些反映”的伏笔，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可能被蒙蔽的领导形象。
李副组长静静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不置可否。他继续问道：“根据目前调查掌握的情况，王伯君涉嫌利用职权，为不法商人张天贵在高考录取、教育工程承包等方面提供便利，并收受巨额贿赂。对于这些情况，你之前是否有所察觉？”
“我非常震惊！”高长河立刻表现出恰到好处的“震惊”和“痛心”，眉头紧锁，语气沉重，“我完全没想到王伯君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教育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社会公平，出现这样的害群之马，令人痛心疾首！我之前确实没有察觉到任何具体问题，如果有所察觉，我绝不会姑息，一定会坚决查处！”
他再次强调了自己的“不知情”和“坚决立场”。
“是吗？”这次开口的是陈局长，声音冷硬，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但是，根据张天贵的供述和王伯君的部分交代，他们在进行一些不法勾当时，曾多次利用公务场合或看似正常的公务活动作为掩护，甚至有时会向你进行‘汇报’，试探你的态度。对于这些异常，你难道一次都没有感觉到？”
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如同匕首直刺要害。
高长河的后背瞬间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但他强行保持镇定，摇头道：“没有。他们的犯罪行为必然极其隐蔽，伪装得很好。我听到的汇报都是正常的工作内容，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迹象。陈局长，办案要讲证据，不能仅凭嫌疑人的攀咬就下结论。”
他开始试图反击，强调“证据”。
“证据当然有。”最高检特派员冷冷接话，他推了推眼镜，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纸，“这里有几份银行流水和境外资产登记证明。显示王伯君的儿子在加拿大拥有价值超过两千万人民币的不动产和大量消费记录，资金来源与张天贵集团密切相关。高省长，作为分管领导，你对下属厅级干部及其直系亲属如此异常的海外资产情况，是否知情？是否进行过必要的了解和监督？”
这个问题极其刁钻，直接拷问领导责任和监督失察，无论怎么回答都极其被动。
高长河的脸色微微发白，他艰难地回应：“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有明确规定，主要由纪委和组织部门负责核查。作为业务分管领导，我主要关注工作业绩…这方面，我确实有所失察，我愿意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他试图将问题引向“失察”而非“共谋”，以退为进。
“仅仅是失察吗？”李副组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了一下，目光骤然变得无比锐利，仿佛能穿透高长河的内心，“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在王伯君为其子购置海外房产前后，你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对王伯君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甚至在一些项目审批上给予了超乎寻常的‘支持’。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和态度上的变化，你怎么解释？”
“这只是正常工作评价和推进工作的需要！”高长河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一丝被冤枉的激动，“我对很多干部的工作都给予过肯定！不能因为王伯君后来出了问题，就倒推认为我当时的肯定有问题！这不符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