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芳那句“孙哥”的指控，如同最终审判的槌音，沉重地敲击在会议室每一个人的心上，更将孙振邦彻底钉在了崩溃的边缘。
时间仿佛凝固了。孙振邦僵在原地，脸色灰败如死，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任何一个音节来辩解或反驳。那一声模糊的“孙哥”，像是一条冰冷的毒蛇，钻入他的耳中，缠绕住他的心脏，让他窒息。他感觉自己精心构建的一切——权威、体面、乃至未来的仕途——都在这一刻轰然倒塌，碎成一地狼藉。周莉在一旁也彻底失了方寸，眼神惊恐地在孙振邦和梁芳之间来回移动，双手紧紧绞在一起。
赵猛和王磊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和一种“果然如此”的凛然。他们趁势加压，目光如炬，死死盯着失魂落魄的孙振邦。
“孙处长，”赵猛的声音打破了死寂，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现在，您还需要向省里请示吗？还是说，您自己就需要先‘回避’一下？”
“回避”两个字，像针一样刺醒了孙振邦。他猛地一个激灵，眼中闪过极度恐惧后的最后一丝挣扎。他知道，一旦自己此刻被“回避”，那就真的万劫不复了。他必须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必须将决策的压力，转移到更高处去！
“我…我的手机…”他声音嘶哑，手指颤抖着摸向自己的口袋，“我…我必须向高省长汇报…这件事…太大了…”
这一次，赵猛没有阻止他。甚至梁芳和王磊也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都知道，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孙振邦个人能扛得住或者能遮掩的了。逼他当场下令，他既无胆量也无权限。必须捅破天，让真正能做主的人来面对这个烂摊子。
孙振邦几乎是哆哆嗦嗦地掏出了那部专门用于与上级联系的工作手机，手指颤抖着在通讯录里找到了那个他既敬畏又依赖的名字——高长河。他深吸了好几口气，似乎想平复一下剧烈的心跳和混乱的呼吸，然后按下了拨号键。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所有人都盯着孙振邦，听着那单调的“嘟…嘟…”等待音，仿佛在等待最终的判决。
电话响了五六声后，被接通了。对面没有立刻说话，只能听到一种沉稳而略显疲惫的呼吸声。显然，高长河也在等待着这个必然会在深夜打来的电话。
“高…高省长…”孙振邦的声音带着无法掩饰的哭腔和颤抖，几乎要语无伦次，“对不起…这么晚打扰您…出…出大事了！郑斌…郑斌他跳楼了！…市局的人…赵猛他们…擅自行动…抓了郑斌的表弟…拿到了口供和账本…现在…现在省检察院的梁芳…她…她说…说…”
他说到最关键处，似乎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卡住，无法说出“孙哥”那两个字。
电话那头，高长河的声音传来，异常的平静，甚至平静得有些可怕，听不出丝毫的情绪波动：“振邦同志，冷静点。慢慢说，到底什么情况？梁芳检察官说了什么？”
这种异乎寻常的平静，反而让孙振邦更加害怕。他像是找到了主心骨，又像是被这种平静所威慑，结结巴巴、颠三倒四地将事情大致说了一遍，重点强调了赵猛的“擅自行动”、梁芳拿出的“新证据”（他含糊地用“一些录音”带过），以及郑斌跳楼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混乱。
他极力想将责任推给赵猛和梁芳的“违规”，试图引导高长河出面压制，但言语间的惊慌和漏洞根本无法掩饰。
整个过程中，高长河只是在电话那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也没有提问。这种沉默的倾听，比任何斥责都更让人心慌。
孙振邦终于说完了，会议室里只能听到他粗重而混乱的喘息声。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达十几秒的沉默。这十几秒，对于孙振邦而言，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他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脏疯狂擂动的声音。
终于，高长河的声音再次响起，依旧听不出任何波澜，但每个字都清晰无比，仿佛经过深思熟虑：
“郑斌同志发生这样的意外，我很痛心。这确实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
他先定了性，是“意外”，是“问题的复杂严峻”，轻描淡写地略过了可能的“灭口”猜测。
接着，他话锋一转：“但是，振邦同志，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不是追究具体操作程序的时候，更不是自乱阵脚的时候。省调查组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