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鄩：过度干预与压制。刘鄩是智将，需要临机决断的权威。朱友贞的猜忌表现为在后方遥控指挥、处处掣肘。这导致刘鄩在关键战役（如同州之战）中无法施展，屡战屡败。这不仅是浪费人才，更是主动为敌人创造胜利条件。
五代十国背景下“高级”的驭人之术（以郭崇韬、周德威为例）：
同时期的李存勖（后来的后唐庄宗）在这方面就高明得多。他也猜忌武将，但他的做法是：
恩威并施，给予舞台：李存勖充分信任王彦章的老对手、勇将周德威，也重用足智多谋但并非嫡系的郭崇韬。他给予他们极大的指挥权，让他们为自己打天下。同时，他通过亲临战阵、共享富贵等方式维系忠诚。
制度性约束：虽然五代皇权不稳，但聪明的君主会通过安排监军、平衡内部派系、控制后勤等方式来制衡武将，而不是简单地剥夺其指挥权。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则是乱世终结后，一种更成熟、更和平的解决方案。
结论是在五代，完全信任武将是危险的，但像朱友贞这样公开化、情绪化地猜忌和压制核心支柱将领，则是致命的。他破坏了君臣之间最基本的合作关系，让能人为之寒心，甚至可能将其逼向对立面。
批评者将朱友贞与他的对手李存勖，以及后来的成功者（如郭威、柴荣、赵匡胤）进行对比。在相同的时代困境下，别人找到了更优的解决方案，而朱友贞选择了最差的一种。这就使得批评有了坚实的依据，而非空谈。
朱友贞的用人失误并非在梁朝灭亡后才被揭示。在当时就已经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恶果：王彦章被弃用，梁军无猛将；刘鄩被掣肘，梁军无良谋。这直接导致了与晋军战争中的一系列惨败。朝野有识之士在当时可能就已看清这一点，只是无力改变。历史记载只是确认和放大了这种当代评价。
无论在任何时代，领导者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尤其是在生死存亡之际，如何团结和使用关键人才，是衡量一个领导人水平的关键指标。朱友贞在此项上的得分极低，这一评价是超越时代的。
在五代十国，皇帝对武将的防范是普遍且必要的生存焦虑。
但朱友贞应对策略是灾难性的：他将必要的警惕，升级为一种非理性的、自毁长城的打压行为。他未能掌握“在控制中使用，在使用中控制”的高级政治智慧。
后世批评朱友贞用人的低级并非马后炮：这是基于与同时代成功者的比较，以及对政治运作基本逻辑的洞察。朱友贞的案例，恰恰成为了后世统治者的一本典型的反面教材，警示后人：即使身处猜忌链顶端，领导人的愚蠢和短视，也比下属的才华和野心更具毁灭性。
最令朱友贞心头一刺的，是“绝谗间以安军心”及“比闻贺瓌与谢彦章不协，此危道也”之语。这轻飘飘的“比闻”二字，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了他内心最隐秘、也最不安的角落。
贺瓌与谢彦章的不和，他岂能毫无察觉？只是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他需要贺瓌的忠诚（资历老忠于皇室），也需要谢彦章的才干（精通兵法，尤其擅长指挥骑兵），只能暂且维持平衡。此刻被外人，尤其是这几个来历不明的方士直接点破，让他感到一种权力被窥探、被评判的恼怒。
他“啪”地一声将奏疏合上，扔回案上，声响在寂静的大殿里显得格外突兀。如同惊堂木般在大殿内炸开，重重地敲打在四位现代博士的心上。
殿下的于谦和四位博士不由得将头埋得更低。
四位博士他们虽身着儒袍，匍匐于地，灵魂却仿佛被这声脆响从这具古老的躯壳中短暂震出，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抽离感，审视着这令人窒息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