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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2章 皇二代首次在朝会上大发雷霆(1 / 2)

第二百二十九日

两日前的十几二十日时间里。

蜀国朝廷接连收到荆南割据政权高季兴父子丢失江陵、本国峡州和归州失守的消息,以及夔州都虞候李沐风发来的西方邺在归州被俘和钟鹏举兵临夔州城下的紧急军报。

涎香在暖阁里氤氲成粘稠的雾,皇二代王衍斜倚在铺着西域贡毯的软榻上,指尖划过鎏金托盘里的东珠——每一颗都比拇指肚还圆润,是昨日新纳的美人亲手为他挑的。锦袍领口绣着的金丝鸾鸟蹭得下颌发痒,那是苏杭绣娘耗了三月工期的杰作,针脚密得能锁住春光,却遮不住腰间渐宽的赘肉,腰带第三回松了孔,贴身内侍见了也只敢垂着眼说“陛下福泽日盛”。

(钟鹏举工厂生产的)琉璃镜里映出的脸泛着油脂光,原本还算周正的眉眼被浮肿的眼泡压得只剩半分神采,唯有眼角那颗朱砂痣,是前年从青城道观求来的“驻颜记”,被脂粉盖得若隐若现。晨起刚敷过牛乳珍珠膏,肌肤摸上去滑腻如凝脂,可一抬眼,眼下的青黑便透过薄粉露了痕迹——昨夜与伶人共演《霓裳羽衣》,直闹到五更天(寅时03:00-05:00)方歇。

他刚睡下。“陛下,睡前酒——江州(钟鹏举)酒厂新制的‘醉流霞’冰好了。”一个新晋美人捧着玛瑙杯撩开纱帐,鬓边斜插的牡丹蹭到王衍腕间。他懒洋洋抬眼,目光从她鬓间滑过,落在那杯琥珀色的酒上和美人心口坦露的深邃沟壑间,喉结不自觉滚动。

(备注:“醉流霞”其实是钟鹏举江州酒厂新推出的“九江双蒸”,系王衍赐给它一个新名字,用于睡前行房助兴。它采用边糖化边发酵、陈肉酝浸等工艺。以优质的彭蠡泽水、稻米为主要原料,经饼丸制曲、蒸饭拌料、发酵蒸馏、斋酒酝浸、勾兑品评等程序酿造而成。

其中 “双蒸” 工艺是把由酵饭蒸出来的酒再倒入同量的酵饭中重蒸,起到串香作用,使酒香更浓。具有清亮透明、豉香复合清雅、醇厚甘润、回味怡畅悠长等特点。酒度低而不淡,虽通常只有 30度,但无寡淡感,入口醇滑,有甜甘味道,饮后余甘,口腔舒畅,齿缝留香。)

床上的四个美人玉体横陈,她们已经疲劳地入睡。

指尖刚触到杯壁的凉意,又想起晨间太医劝诫“酒色伤龙体”,嘴角却先勾起笑:“太医的话,哪有爱卿的酒和玉体香甜?”说话时唇角堆起软肉,连他都能感觉到那股漫不经心的慵懒。

“趴下!”

说完他按住趴下来的美人的腰……

关键时刻,寝宫角的玉磬不解风情地突然响了,td,上朝的准备阶段到了,(丑时末至寅时,即凌晨3点-5点)。

王衍气急败坏地将光光的美人推个狗啃屎,低垂着眼帘的内侍连忙上前为王衍整衣,锦袍的下摆扫过满地散落的画册、乐谱与赌具,他却只盯着镜中自己:鬓发被金冠束得整齐,可稍一低头,颈间的赘肉便叠出纹路。“罢了,”他扫兴地挥挥手,语气里满是不耐,“传旨,今日朝会免了——朕休息一会要看新排的《采莲曲》。”

话音刚落,便忍不住打了个哈欠,眼角挤出些湿润。那个美人爬起来忙递上绣帕,王衍接过时瞥见帕子上绣的并蒂莲,忽然想起先帝御像上清癯的面容,心头竟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惶惑。

可转瞬他又被光光的美人勾了神,那点惶惑早被龙涎香熏得散了,只抬手招美人近身,一边又扶住美人的腰部,一边声音软得像榻上的棉絮:“快,索性不睡了,接着来,做完赶紧为朕唱支新曲,昨日那首《玉树后庭花》,朕还没听够呢!”

卯正初刻(约凌晨5:30),这次这位不理朝政、沉湎享乐的“皇二代”还未“办完事”就被太师兼中书令齐王王宗弼、宦官集团首领判六军诸卫事宋光嗣、乐安王蜀军元老王宗侃等命人强行架上朝堂议事。

在外敌入侵之际,各方利益集团暂时放下成见,前所未有的团结起来。毕竟,开创蜀国的王建新逝仅一个多月,尸骨未寒,朝政尚未彻底糜烂,大家仍应坐下来商议对策——这也是钟鹏举仅打算占据桥头堡的原因——蜀国的衰败始于王建统治后期,至今尚未病入膏肓。

两次被强行中断办事还未过瘾的愤怒的王衍因为走路脚步虚浮,众人最后干脆把他抬起来一直抬到龙椅。

他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兴致缺缺地望着朝臣,心里诅咒不停:做皇帝真累,起得早,听那些勾心斗角的大臣絮絮叨叨个不停,还要处理一大堆破事。他从小娇生惯养,只对享乐感兴趣,面对那些繁杂的庶务这简直要了他的命。

堂下几位正直的重臣心里暗暗叹息。

现时的十国或政权里已上位的“皇二代”还有江淮吴的杨隆演(前期软弱无能,后幸亏有钟鹏举)、中原梁国的梁友贞(亡国的边缘)。

古代“皇二代”多沉迷于享乐,而“皇一代”难以培育出“厉害”的继承人,这一现象的本质在于皇权体制的结构性矛盾、成长环境的异化以及教育体系的失效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仅仅是“个人品性”或“教育失职”的问题。

“皇二代”对朝政缺乏兴趣,沉湎于享乐,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成长环境天然剥夺了“成才的必要条件”——他们无需经历生存竞争,却被皇权异化了需求与认知,最终陷入“享乐成瘾、能力空转”的恶性循环。

皇一代的权力大多源自“厮杀与博弈”:或是起兵造反(如刘邦、朱元璋),或是在储位之争中脱颖而出(如李世民、雍正)。他们的成长历程始终伴随着“生存压力”与“能力筛选”——若不勤政、不隐忍、缺乏谋略,便会被淘汰。然而,皇二代(尤其是嫡长子)自出生起便处于权力的终点线:无需争夺生存资源,爵位、财富、特权与生俱来;甚至无需凭借“理政能力”来证明自身价值,仅靠“皇室血脉”便可继承皇权。

这种“零成本获得一切”的生存逻辑,彻底消解了“专注朝政”的动力——对他们而言,“享乐”是本能的即时满足,而“理政”则成了费力不讨好的“额外负担”。典型例证:隋炀帝杨广早年尚算有能,但成为太子后迅速沉迷于声色犬马;蜀后主王衍、南唐后主李煜均生于深宫,从未经历过政治博弈,登基后自然以填词、宴饮为乐。

皇二代的成长被三重隔离所环绕,既不了解民间疾苦,也不洞察政治本质,导致其对朝政的认知完全脱离现实:

物理隔离。身处深宫高墙之内,日常接触的仅限于宦官、宫女、外戚及谄媚大臣,几乎无法触及民间真实情况。例如,汉灵帝刘宏竟认不出小麦,晋惠帝司马衷则会问“何不食肉糜”。

信息隔离。大臣汇报朝政时多报喜少报忧,宦官为揽权甚至刻意屏蔽关键信息。如明末魏忠贤专权时期,熹宗朱由校对边关战事一无所知。

权力隔离。为防止“子夺父权”,皇一代往往限制太子参与核心政务。例如,汉武帝严防戾太子,康熙晚年对皇子参政既利用又打压,导致皇二代在登基前缺乏实际操作训练——他们虽学过《论语》《资治通鉴》,却从未真正处理过灾情、调度过军队、平衡过派系,最终对朝政仅剩空洞概念,自然转向更易上手的“享乐”。

享乐成为“政治正确”:畸形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群体裹挟。

皇宫并非“净土”,而是权力斗争的漩涡。对于皇二代而言,“沉迷享乐”有时竟成为生存策略:若表现出对权力的渴望,可能会招致父皇的猜忌,例如汉武帝诛杀戾太子,康熙帝圈禁胤禔;若卷入派系斗争,则可能沦为牺牲品,如唐太宗长子李承乾因“谋反”被废黜。

因此,不涉朝政、专注享乐反而成了最稳妥的“自保方式”——既能让父皇放下戒心,也能避开其他皇子与大臣的算计。久而久之,“享乐”由“策略”逐渐演变为“习惯”,最终彻底丧失对朝政的兴趣。典型例子如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他在登基前刻意表现出“不问政事”,登基后便彻底沉溺于酒色,这实则是早年储位斗争留下的“心理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