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地重叠：城镇布局散乱，民居、粮仓、垃圾堆、污水沟混杂，且缺乏环卫设施，老鼠等啮齿动物易在人类聚居区筑巢，以粮食、垃圾为食，与人类生活空间高度重叠。
野生动物迁徙：山林、草原地区的啮齿动物（如旱獭）因气候变迁（如干旱、严寒）或栖息地破坏（如过度开垦、战乱）向人类居住区迁徙，增加了接触机会。
主种群密度高：当今农业社会中，粮食储存技术简陋（如粮仓密封性差），为老鼠提供了充足食物，导致其种群数量激增，形成“鼠患”，成为鼠疫杆菌的天然储存库。
鼠疫主要通过跳蚤（尤其是印鼠客蚤）传播（跳蚤叮咬感染鼠疫的老鼠后，再叮咬人类，将病菌传入人体），现在的环境条件利于跳蚤繁殖与活动。
温湿度适宜：跳蚤适宜在温暖（18-27c）、潮湿（相对湿度60%-80%）的环境中生存。南方多雨潮湿，北方夏季温暖，均符合跳蚤繁殖需求；而冬季寒冷时，跳蚤可能潜入人类衣物、被褥中越冬，待春季回暖后再次活跃。
媒介与宿主、人类的密切接触：当今人类衣着简陋（多为麻布、棉织品），且缺乏防蚤措施，跳蚤易附着于衣物或直接叮咬皮肤；同时，人与家畜（如猫、狗、猪）共居现象普遍，这些动物可能携带跳蚤，间接增加传播风险。
当今社会的医疗水平低与生活条件差，导致人群对鼠疫普遍易感，且感染后死亡率极高。
营养不良：生产力低下，灾年（如旱灾、洪涝）频发，底层民众常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蛋白质、维生素缺乏导致免疫力下降，更易感染病菌且病情严重。
基础疾病高发：卫生条件差，寄生虫病（如蛔虫）、呼吸道感染等常见病普遍，进一步削弱人体抵抗力，为鼠疫杆菌入侵创造条件。
缺乏特异性免疫：鼠疫并非“常见病”，人群中缺乏针对鼠疫杆菌的抗体，一旦接触病菌，极易发病（尤其是肺鼠疫，通过飞沫传播，传染性极强）。
数百年的战乱、灾荒等社会因素，会打破生态平衡与社会秩序，成为鼠疫爆发的“催化剂”。
战乱与迁徙：长期的战争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如流民、军队转移），感染者或携带病菌的老鼠、跳蚤随人群扩散到新区域；同时，战乱破坏城市防御与卫生体系（如城墙破损、垃圾堆积），为宿主动物与媒介提供更多生存空间。
荒后的环境恶化：洪涝、旱灾等自然灾害后，大量动植物死亡，尸体腐烂污染水源与土壤，吸引老鼠聚集；灾民为求生涌入城镇，导致居住拥挤（如“流民棚”），增加人际传播风险（尤其是肺鼠疫）。
目前对鼠疫的认知与应对措施极为有限，无法阻止疫情蔓延。
病因认知错误：以前多将鼠疫归为“天灾”（如“疫气”、“戾气”），缺乏对病原体、传播途径的科学认知，无法针对性杀灭老鼠、跳蚤或隔离患者。
隔离与消毒措施缺失：历史上虽有“隔离疫区”的零星记载（如“疠人坊”），但执行松散，且缺乏对患者衣物、居所的有效消毒（石灰、酒等虽有一定作用，但古代普及度低，且不知其杀菌原理）；对死者尸体处理简陋（如随意掩埋或弃尸），导致病菌持续扩散。
医疗手段无效：直到现在医师对鼠疫的治疗多依赖“发汗”、“清热解毒”等经验疗法，缺乏针对细菌的特效药物（如抗生素），无法抑制病菌繁殖，患者几乎只能“听天由命”。
现在鼠疫的发生，是自然生态（宿主、媒介、气候）、人群状态（免疫力、行为）与社会条件（动荡、防控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核心逻辑是：“宿主动物大量存在→传播媒介活跃→人群免疫力低下→社会因素打破平衡→缺乏有效防控→疫情爆发与扩散”。这也解释了为何一直以来鼠疫多与“战乱、灾荒”相伴——这些因素会同时放大上述所有条件，最终酿成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