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臣以为，众人心中所向仍是土地。
”
冯去疾与李斯各自沉思。
李斯目光敏锐，悄悄瞥了柴髙一眼，想从他那里得到些许暗示。
然而柴髙神色未动，李斯便明白，此事始皇帝仍在权衡之中。
“陛下，臣以为以俸禄替代军功田，利弊并存。
此事臣早有奏章提及。
若仅以俸禄作为赏赐，恐削弱将士斗志。
但我大秦土地有限，若尽数划为军功田，农夫又将无地可耕！”
李斯直言不讳。
既然柴髙未表态，他便率先阐明己见。
看来，始皇帝是想在此事上寻得一条折中之策。
“李相所言有理。
不过，军功田可世袭，将士与功臣自然渴望更多土地。
只是不知这些土地该从何而来。
”
冯去疾并非唱反调，而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更为实际。
毕竟，大秦百姓世代以耕作为生，土地仍是生存的根本。
“朕想请教冯爱卿，为何大秦土地逐渐集中于贵族之手？这些数据又是如何统计的？”
孟明杰当即起身回应。
他对土地数据了如指掌，因大秦每十年便会进行一次土地普查。
“陛下，历年田赋征收不均，导致部分土地渐渐流入贵族之手。
各地税赋标准不一，是主因。
”
太仓陶潜亦上前补充。
这些情况他们再熟悉不过，但朝廷向来未曾干预。
“除朝廷征收的税赋外，地方官吏额外加征，令农夫不堪重负。
唯有丰年尚有余粮，若遇灾荒，农夫根本无力承担。
”
嬴政微微颔首。
他这才明白为何大秦田赋逐年减少——佃农将收成交予贵族，而贵族缴纳的税赋却始终不变。
“如此下去，最终是否会导致大部分土地尽归贵族所有？”
嬴政露出笑意。
这正是他与柴髙商议的对策。
要扭转此风并不难，只需调整税制即可。
以往按户籍征税，如今可改为按田亩数量征收。
只要明确征税对象，便不会再生变动。
大秦可耕之地本就有限，此法一出，自可遏制土地兼并之势。
如此一来，即便是军功田产也纳入征税范畴。
除朝廷明文规定的税赋外，严禁任何个人或团体以任何名目额外征税，此乃铁律。
至于田租标准，则由朝廷统一制定。
可依据土地肥沃程度，在基准税额上下浮动一定比例。
此举既能减轻无地佃农的负担，又能有效遏制土地兼并之风。
陛下如此改革税制，难道不担心触动太多人的利益？
这恐怕要得罪不少权贵吧？说起来，最大的地主不正是朕吗？冯相不妨把话挑得更明白些。
嬴政朗声大笑。
旁人或许对此避而不谈，但皇室必须直面——毕竟天下人都盯着皇家的一举一动。
若皇室能率先垂范，旁人自然无话可说。
仅皇室直属的官田就不下五千亩，这个数字还是往少了算。
若再加上皇亲国戚的田产，恐怕万亩都打不住。
照此计算，皇家的进项最为丰厚。
至于税赋，根本无从统计。
各地官员正好借此大做文章，朕心里清楚得很。
听罢这番言论，冯去疾不再多言。
这道理再明白不过，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各阶层的利益。
嬴政为此思虑已久。
直到柴髙一语点醒梦中人：何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顶着官帽就能高人一等？凭什么好事都要官员优先？
这恐怕正是诸位所虑。
若非有此特权，为何中州百姓都挤破头想当官？就连富商巨贾也要千方百计结交官吏？
嬴政并未立即宣布决定，但百官都已心知肚明。
这绝非小事，一旦改革，朝中每个人的利益都将受损。
别的不说，光是那些有爵位者的封地，就得缴纳大笔税银，无可推脱。
他们必然想方设法将负担转嫁给佃户。
但若新规明确限定佃户的纳税额度，再想从中渔利就难了。
至于违法代价如何，就要看惩处力度了。
此事暂且搁置，待朕问明再做决断。
众人这才稍感安心，但对新规已心中有数。
这多半又是柴髙的主意——他虽有自己的封地，却从未从中收取分文。
众所周知，柴髙的封地一直实行特殊政策，非但没有收益，多数时候还得自掏腰包贴补，此事常被传为笑谈。
柴髙的封地与众不同。
每当灾荒来临，他总是第一时间调集粮食确保领地内无人挨饿。
多年来，他推行的义务教育和医疗制度令周边百姓羡慕不已，不少人甚至主动变卖田产，甘愿成为他封地的佃户。
有人质疑这种制度会滋生懒惰，实则不然。
除灾年外，柴髙封地的赋税标准远高于其他地区，但这些税收都实实在在地用在了百姓身上。
当皇帝询问对策时，柴髙从容应答：臣的封地将税赋分摊给佃农，虽税率较高，但从未有人挨饿。
即便歉收，税款也分文不差。
秋收时节，其他地区需要官吏催缴税赋，而柴髙的封地却是佃农们主动排队缴纳。
在这里，佃户只需专心耕作——孩子能上学，老人有供养，患病可就医。
虽然要自行解决衣食所需，但年终结算时，多数家庭仍有盈余，生活水准明显优于周边。